海洋文化研究篇1
关键词：民俗文化；海洋性特征；海南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999（2016）03-0088-03
海南省是我国国土面积（陆地面积加海洋面积）第一大省，其中陆地面积3.54万km2、海洋面积200万km2，海洋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海南是我国移民海外历史最早的地区，500万海南籍海外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已成为我国第三大侨乡。华侨文化的血缘、地缘亲情形成了海南独特的民俗文化。黎族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汉族、黎族、苗族、回族是世居民族，各民族的民俗文化极为丰富。海南北部以琼州海峡与广东省为界，西临北部湾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越南相对，东濒南海与台湾省对望，东南和南部与菲律宾、文莱和马来西亚为邻。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海南的区位优势愈发明显。
一、海南民俗文化概说
海南有汉、黎、苗、回等30多个民族，古朴独特的民族风情使海南社会风俗显得更加异彩纷呈。历史上有多次移民海南的高潮，尤以秦朝、西汉、隋唐、五代、元朝、清朝等时期为盛。各民族迁入海南，带来了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汉族文化，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的民俗与文化。各民族的民俗与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形成了“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多元的海南特色民俗文化。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海南的民俗与文化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如王天津等主编的《明珠海南的民俗与旅游》，邢植朝主编的《海南民俗》，焦勇勤、孙海兰合著的《海南民俗概论》，李明天等主编的《海南椰文化民俗三月三》，海南省民族研究所编著的《海南民族研究论集》，王养民、马姿燕合著的《黎族文化初探》，王建成主编的《首届黎族文化论坛文集》，王学萍主编的《中国黎族》等，研究内容包括生产、建筑、饮食、服饰、人生礼仪、、民间艺术、民间语言文学、民间文体娱乐等民俗与文化，但研究重点主要是海南陆地的民俗与文化，极少涉及海南的海洋性特征。
二、海洋民俗文化研究综述
海洋民俗文化是指人类受海洋影响而形成的敬畏海洋和利用海洋的观念意识、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及行为准则。具体而言，就是沿海的人们由于受海洋广阔、宽宏、潮汐、风暴、神秘、流通等特性的影响而衍生的人文特性和精神，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和生活等方面形成的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和处世方式［1］。山东、广东、福建、台湾、浙江、江苏、香港等地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成果丰硕，内容主要包括：（1）区域海洋民俗文化研究。刘芝凤认为，区域民俗源于该区域民众在自然与人文环境中相互磨合、影响及认同，闽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位置形成了特殊的海洋民俗文化，两岸文化的共性较多，为海洋文化共建提供了丰富的对接项目和资源［2］。（2）移民与海洋文化关系研究。曾少聪研究发现，明清以后随着闽南人大批移居海外，在闽南侨乡形成了一些海洋性习俗，使得闽南文化兼具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特征，如国内亲人将客死海外者的灵魂引渡回来的“引水魂”仪式［3］。（3）“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民俗文化相关性研究。杨国桢认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需要海洋文化的理论支撑［4］。（4）海洋民俗文化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的影响研究。徐晓望、徐思远认为，台湾从开始发展海洋经济就受到闽粤海洋文化的影响。漳潮的海盗文化是台湾开发的基础，而闽粤沿海以出口为导向的海洋经济移植是台湾经济能够迅速走在全国前列的根本原因［5］。（5）海洋民俗体育文化研究。黄玲指出，海洋民俗体育是海岛民众在海洋生产生活中开展的、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和海洋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海洋民俗体育活动从娱乐性、随意性转向竞技性、正规性，由娱神、娱己向娱人转变，其活动内容、活动形式和传承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其保护和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急需采取相应的发展策略［6］。（6）海洋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与传承研究。毛海莹指出，海洋民俗文化反映了海岛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情感，表现了当地渔民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应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去解读海洋民俗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内涵，传承与保护海洋民俗，凸显其生存智慧与文化内核［7］。（7）海洋文化比较研究。陈思从历史角度比较了闽台海洋文化发展，认为台湾的海洋文化虽然是闽南海洋文化的移植和延伸，其发展迅速［8］。安成浩从海洋史和海洋文化两个方面考察了中、日、韩三国的海洋文化研究动向，认为需要进一步拓展区域研究、比较研究、生态研究，打破一国史观的界限［9］。（8）海洋民俗文化著作相继出版。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南海民俗风情文化辨》等“中国南海文化研究”丛书由广东经济出版社于2013年6月陆续出版，许桂香主编的《中国海洋风俗文化》等“话说中国海洋系列”丛书也由广东经济出版社于2013年7月出版。海南的海域面积达200万km2，但海南既不是海洋经济大省，也不是海洋文化强省。海南大学海洋学院由水产系演变而来，以海洋自然科学研究为主，海洋人文研究严重匮乏［10］。海南的海洋民俗与文化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1）海洋民俗文化论文仅有9篇，研究成果不多。（2）海洋民俗文化专著仅有1部，专题研究严重不足。陈智勇的《海南海洋文化》从古代海南的海洋文化发展历程、海洋性生活习俗、生产习俗、海洋信仰、海洋文学、海洋文化、海路文化、海洋旅游文化等方面论述了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综上，国内海洋民俗文化研究成果丰硕，但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严重滞后。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系统研究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不仅有利于充实“海洋民俗学科”的内容，完善海洋国土研究中人文资源学科建设［11］，而且有利于促进海南民俗文化的对外传播，增强国际旅游岛的文化软实力［12］，助力“海洋强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三、海南民俗文化的海洋性特征
长期以来，海南坚持以农业为主，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海南的民俗文化“陆地性”特征明显。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与“海洋强省”战略的实施，海南的陆地旅游与海洋旅游协调发展，古朴的海洋民俗文化获得了新生，具有突出的“海洋性”特征。
（一）勇闯南海，耕海民俗文化特色鲜明
海南地处我国最南端，海域面积200万km2，耕海民俗文化源远流长，渗透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1）海洋特色节庆。一是潭门南海的传统文化节内涵极为丰富。自宋朝、元朝开始，潭门、文昌等地的渔民就自编自用了南海航道《更路经》，并于2008年6月被列入了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古以来，潭门渔民就有开捕祭海的民俗，其文化内涵非常丰富。2015年8月1日，潭门第6届南海传统文化节暨首届赶海节隆重开幕，既有传统的祭海仪式，也有多项赶海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的8万多名观众。二是传统节日与海洋习俗相融合。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在海南很多地方，农历五月初五既是端午节也是渔家的“平安节”。是日，博鳌渔民先去祭石，然后成群结队去海边“洗龙水”，祈求身体健康、平平安安。（2）黎族船型屋。黎族人普遍认为船型屋是为纪念渡海而来的祖先而建，因其外形酷似船篷而得名。船型屋的建造技艺已于2008年6月被列入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东方市江边乡白查村保存了81间船型屋，被誉为是“黎族最后的精神家园”和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活化石”，这些船型屋承载着黎族人诸多的传统文化和原始记忆［13］。（3）海洋特色饮食。一是黎族特有的风味美食“南杀”（黎家酸菜），腌制方法独特，无论是鱼类、肉类，还是野菜、野果类“南杀”，都有一股浓郁的气味，是黎族招待贵客的佳肴。二是回族的美食“酸汤鱼”，以三亚产的天然酸豆、酸杨桃等为配料，精心制作而成，味道极鲜。可见，海南少数民族在征服、利用海洋的过程中，饮食民俗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二）河海情深，民间海神信仰文化浓厚
海南岛上的各民族漂洋过海而来，以海谋生，海洋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同时，岛上有万泉河、南渡江、昌化江、宁远河、松涛水库、南丽湖等河流和湖泊，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使海南具有河海特色的民间信仰独树一帜。一方面海南天后圣母节、二月二“龙抬头”祭海大典、七月半“祭船公”等海洋神灵信仰文化浓厚；另一方面妈祖、水尾圣娘、108兄弟公等河海神灵雕塑或建筑遍布海南。其中，妈祖信俗于2009年9月30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我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遗产。妈祖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航海保护神，早在宋元时代，妈祖文化便随福建或广东商人传到海南，现在每逢妈祖诞辰（三月廿三）和忌日（九月初九），海口各天后宫都要举行妈祖祭典。
（三）内外交融，海洋民俗文化异彩纷呈
海南是个移民岛，岛内、外各民族交流频繁。一方面黎族是海南最早的居民，汉族、苗族、回族亦是海南的世居民族，与彝、侗、瑶、壮等少数民族交往密切，为海南的区域特色民俗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海南与东南亚诸国交往频繁，为海南民俗的多样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14］。据统计，海外的琼籍华人华侨有320万之多，尤以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较多。独具地方特色的海南“临高渔歌”，充满神秘色彩的海口“天后祀奉”，别具一格的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祭船公”，孕育渔民智慧的“南海航道更路经”，具有热带海岛特色的“椰子节”，初现活力的海南“赶海文化节”，延续至今的农历五月初五渔家“平安节”，规模越来越大的“二月二龙抬头”祭典仪式，蔚为壮观的端午节海边“洗龙水”，人气越来越旺的海南“欢乐节”等，为岛内、外民众的交往打造了平台，既促进了国内各民族的交往，也促进了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形成了海南多元一体的海洋民俗文化。
（四）内容与功能，由单一向复合化演变
民俗的形成与地理环境、天文历法、科技水平、等密切相关。随着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科技繁荣和各民族交往频繁，民俗活动逐渐集信仰、经济、社交、教育、娱乐等多重功能于一体，成为节庆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5］。琼海至今仍然保存着一条商埠古道———溪仔古道，其西连溪仔码头，是嘉积的通商发源地。古时，很多大陆商船行经琼海的嘉积万泉河，为求妈祖保佑，便在河畔筹资修建了“南天圣娘庙”。1969年，因修建嘉积水电站使万泉河的海河通道被阻断，但码头右边的“南天圣娘庙”得以保存。现在该庙不仅是单纯的海上保护神形象，而且成为了附近居民求子、求财、求平安和求姻缘之地，妈祖信俗的内容及功能由单一向复合化演变。
四、结语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向纵深发展，“海洋强省”“海洋强国”战略逐步实施，以及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交往进一步频繁，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将得到改观。加强海南民俗文化与海洋民俗文化的相关性研究，强化海南与其他省市和南海诸国的海洋民俗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推进“海洋强国”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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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化研究篇2
关键词：海洋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中图分类号：c919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表述使“文化软实力”近年来备受关注。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来自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s·nye)对软实力的阐释：“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1]，从而使“文化”与“政治、外交”并列，构成软实力的三大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也因此获得了“以文化为基础的国家软实力”的定义[2]。约瑟夫·奈的这一概念是针对冷战之后，美国国内出现的衰落论所提出的宏观层面的理论研究，但正如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所提倡的中层理论，在缺乏对宏观理论进行精细研究的能力时，需要通过中层理论的研究实现“文化软实力”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之间的衔接。软实力概念传入中国以后，成为学界各领域争相研究的主题，尤其是结合中国实际从区域这一中层领域来诠释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区域文化软实力上承国家文化软实力，下接城市文化软实力，是对约瑟夫·奈理论的发展，是对软实力概念的“中国化”表述，体现了国内学界的理论自觉意识。
不同地域有着各不相同的文化软实力发展任务。近年来，山东面向海洋，积极拓宽新的发展思路，从上个世纪末的“海上山东”，到“东西结合、共同发展”、“重点突破、梯次推进”、“五大板块”、“一体两翼”，直到现在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战略》的获批，山东半岛的海洋战略取得了丰厚的成就。[3]但经济发展的同时，海洋环境污染、海洋意识薄弱、海洋人才缺失、海洋产业结构不合理和海洋资源过度开发等问题制约了山东迈向海洋的步伐。对如何加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软实力建设问题进行研究是实现山东半岛蓝色辉煌的必由之路。
2、海洋文化软实力概念与特征
2.1海洋文化软实力的概念
目前为止，海洋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尚未获得完全定义。新概念的产生要基于与其相关概念之间逻辑关系的分析，这里的相关概念主要包括海洋软实力、海洋文化以及文化软实力三项。
首先，海洋软实力与海洋文化软实力。海洋软实力作为以海洋为基础的国家软实力，包括与海洋相关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外交政策，但它与海洋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海洋软实力虽然在文化之外还包括了政治、外交等内涵，但这些软实力的形成都离不开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海洋文化软实力虽然以海洋文化为基础，但其海洋文化的内涵通常也与海洋发展战略中所蕴含着政治理念、外交政策息息相关。可以说，海洋软实力是海洋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最终目的，海洋文化软实力是海洋软实力提升的必要手段。
其次，海洋文化与海洋文化软实力。文化由物质、制度与观念组成[4]，相应地，海洋文化则由海洋物质文化、海洋制度文化和海洋观念文化三个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的层面组成，海洋文化软实力也可从物质、观念、制度这三个层次进行把握。具体来说，海洋物质文化是人们认识、开发、保护海洋能力和活动的物质体现，而物质层面的海洋文化软实力则强调这种物质产品中涉海技能、知识、愿望的凝聚、体现和寄托的程度，是对海洋物质文化产品进行生产的能力；海洋观念文化是人们在认识、开发和保护海洋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对海洋的心理感知和价值认识，而观念层面的海洋文化软实力则强调这一心理感知和价值认识的形成过程所产生的影响力；海洋制度文化包括与海洋活动相关的风俗习惯以及各种明文典范规则等，而制度层面的海洋文化软实力则关注对涉海行为活动的结构和规则加以确定化和形式化的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成果为涉海活动提供服务的能力、对实践特点的体现程度、与其他文化的整合能力。因此，两者的关系可以归纳为，海洋文化是海洋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海洋文化软实
是海洋文化在凝聚力、影响力、创新力、生产力等特性与功能上的体现。
再次，文化软实力与海洋文化软实力。海洋文化软实力作为以海洋文化为基础的国家软实力，显然是以文化为基础的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但两者的属性和特性依然有以下几点不同：首先，从战略层面来说，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是关于文化资源使用、配置的基本思路与决策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而海洋文化软实力则隶属海洋发展战略，是其中关于海洋文化发展事业的部分；其次，从涉及区域来看，文化软实力涉及国家或地区的整体，关系到所有文化事业相关群体，而海洋文化软实力则主要与涉海活动群体及涉海地区的相关群体有关；再次，从影响方式来看，文化软实力立足本土，通过对传统文化、本土文化进行内在价值的提炼来发挥其影响，而海洋文化软实力由于海洋文化所特有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其影响更多地直接体现在与异文化的对接、交流过程中。海洋文化软实力是海洋这一专门领域的文化软实力，但海洋在当今时代的战略意义及其固有属性使得海洋文化软实力有别于文化软实力的其他专门领域。
由此可知，海洋文化软实力是以海洋文化为基础，以海洋事业的发展为依托，以涉海活动、涉海群体及涉海地区的文化价值的提炼所带来的竞争力与影响力的发挥为目的所形成的国家软实力，是物质、观念和制度三个层面在海洋文化凝聚力、传播力、创新力、生产力等特性与功能上的体现。
2.2海洋文化软实力的特点
海洋文化软实力所表现出的特点可以从引导性、依赖性、开放性、隐蔽性和交融性等几方面加以把握。
第一，引导性。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整体性映照，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海洋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直接体现不同，文化软实力的力量体现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吸引力、民族精神和社会文化的感召力、政治动员能力、国际组织运作能力等方面，为硬实力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海洋文化软实力提倡的“人海合一”、“和谐海洋”是我们海洋开发过程中需要遵守的原则，“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则是对敏感海域提出的稳妥可行的解决措施。海洋文化软实力在调整国际海洋秩序方面起着探照灯般的引导作用。性。这一特性是针对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关系来说的，软实力的发展对硬实力有依赖性，没有硬实力无法发展软实力，软实力必须以硬实力为基础。一方面，只有在硬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谈海洋文化软实力，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持，我国建设“和谐海洋”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海洋文化软实力也要通过硬实力进行展示，如我国在亚丁湾护航所展示的维护和平、反对恐怖主义的大国形象，都是建立在强大的海军硬实力基础之上的。
第三，开放性。与文化软实力相比，海洋文化软实力不仅立足于本土软实力研究，更强调对异域海洋文化的吸纳与把握。一个真正的海洋国家，必须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善于与他国进行思想和技术上的交流，依靠海洋文化软实力，通过文化互动宣传我国的海洋文化，以开放的姿态向海洋强国迈进。
第四，隐蔽性与交融性。隐蔽性来自海洋文化软实力表现形式的复杂，软实力本身具有一定的研究难度，其抽象性和隐蔽性决定了对其认识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多面性。[5]综合国力就是硬实力加软实力，这种划分方式掩盖了文化软实力的复杂，夸大了两者的对立和区别。我们认为，海洋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是互相交融的，一国军队通常被认定为是硬实力，但灾害来临时，军队被派遣去抗震救灾所体现出的应急管理上的迅捷性和高效性便是软实力的彰显；我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明朝盛极一时的海上贸易，表面是政治、经济等硬实力上的对外交往，但从其实践形态和所产生的影响来看，却是异文化间的对接、渗透、影响与融合，通过海上贸易这一途径彰显了中华文化的软实力。
3、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第一、维护蓝色国土安全的需要。受农耕文明和地缘位置等影响，中国海疆曾一度处于有海无防的状态，海洋边防的薄弱给中国带来过深重的苦难。众所周知，山东省不仅是文治的“孔孟之乡”，也是我国北方沿海海防的战略要地：海岸线蜿蜒曲折、多良港；近海多岛屿，沿海多山地丘陵，非常适合近海防御；同时，山东把守渤海的出海要道，战略位置显著，北海舰队的青岛海军基地也驻守在此。在中日甲午战争之时，山东周边海域作为主
战场深受侵略之害，蓝色国土安全问题也应纳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之中。
军事是一种高成本维护国家利益的方式，不仅会造成国家损失而且导致人员伤亡，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当下我国和邻国海域争端不断，军事威胁依旧存在，但和平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海疆安全需要新的视野。我国以提升海洋文化软实力为目标所倡导的“和谐海洋”、“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等原则不仅可以降低国家维护海疆安全的成本，而且能够提高国家维护安全的效能。2009年，来自世界29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齐聚青岛，共同庆祝人民海军成立60周年，不仅彰显了我国强大的海军实力，证实了我国捍卫国家海洋主权的实力，同样从中国的黄海之滨传递出了“和平、和谐、合作”的声音。可见，建设海洋边防，除去必要的军事措施外，还要对政治、经济、外交等因素进行通盘考虑，尤其要发挥海洋文化软实力的感召力，达到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
第二、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需要。从文化发展学的角度看，每一种区域文化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自己的特点。山东半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延续性、富有开拓精神和开放意识、同时带有浓厚商业气息的海洋文化。近年来，山东的海洋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海洋文化发展却出现偏离甚至停滞不前，两者发展步伐并不协调。山东海洋文化产业发展集中在旅游业，与海洋文化相关的广播影视业、网络文化等行业发展则相对落后；即使在旅游业中也是自然景观开发火热，涉海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缺乏相应的开发和保护；同时，海洋文化开发过程中存在盲目性，产品雷同现象严重，部分海洋文化资源没有做到科学开发从而导致文化资源承受力过重。整体而言，目前海洋文化开发还是处于初级阶段，提升海洋文化软实力，有助于将海洋软实力建设和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有机结合，打造完整的文化产业链，更好的发挥海洋文化资源的综合经济效益。
第三、实现海洋可持续利用的需要。迈克尔·贝尔提出，风险是面对不确定性的一个现代概念，而基于不确定性的风险永远不会被最终解决。当今社会面临各种风险，环境风险就是其中之一。人类的海洋开发活动是以海洋为对象，直接或间接地依赖海洋而实现，“一旦环境风险发生，首先造成影响的便是海洋环境，对海洋环境造成物理的或者化学的危害”。[6]海洋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是我们未来寻求发展的空间。但是近年来，山东周边近岸海域污染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尤其渤海依旧是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破坏最为严重地区。2011年6月渤海发生“康菲漏油事件”使本已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再次蒙上阴影。事故发生后，沿海受害渔民在维护自身权益过程中遭遇取证、索赔等一系列难题。发展海洋文化软实力，完善海洋法律，及时确立海洋补偿制度，不仅可以为海洋管理提供软实力支持，也是应对海洋环境民族劫难的有力之举。
4、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软实力建设优势分析
第一、海洋文化资源丰富。先秦的齐国依仗“鱼盐之利、舟楫之便”成为一方霸主；秦汉隋唐时期，登州莱州等地成为出海货物的重要中转站，促进了贸易的大发展；宋元时期，山东半岛海洋经济盛极一时，与当时的朝鲜、日本往来频繁；明清的海禁政策伴随着鸦片战争之后的开埠而结束，山东半岛进入了全新的航海时代，山东地区有着历代海洋文化资源的深厚积淀。
除去海洋历史文化资源，山东半岛其他海洋文化资源形态同样丰富：自然景观方面，青岛崂山、威海刘公岛和烟台蓬莱阁等海洋自然资源别具一格；人文景观方面，码头、灯塔、临海建筑等星罗棋布，形成了海洋旅游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特别在海洋民俗文化资源方面，不仅有海洋文化传说、历史典故和海神信仰等丰富的海洋精神文化资源，同样富于龙王庙、天后宫、海神庙宇、涉海英雄纪念馆、海军博物馆等海洋物质文化资源；也不缺少青岛红岛蛤蜊节、青岛田横“上网节”，青岛金沙滩旅游节、荣成渔民节等具有区域特色的海洋节庆文化资源。
第二、海洋硬实力强，区位资源优势突出。2009年，胡锦涛总书记曾两次视察山东，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培育海洋优势产业，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山东半岛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拥有国家一类港口24个，并着力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生物产业、新兴能源产业、海洋新材料产业、远洋渔业、现代水产养殖业和渔业
增值业以及海洋水产品加工业等均获得较大发展。2010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实现生产总值18724.9亿元，占全省gdp的47.5%，增速比全省平均水平快0.8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达到7098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5%。强大的海洋硬实力为海洋软实力的发展提供了物质载体。[7]海洋第一产业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升级，如建设海洋牧场，由小型捕捞业逐渐发展为大型远洋捕捞，同时政府开展海洋生物增值放流，加强对休渔禁渔的管理，逐步实现海洋立体化养殖。海洋第二产业在海洋港口，海洋船舶，海洋化工和生物制药等传统优势产业之上，发展了海洋新能源利用，海洋信息检测技术、海洋工程、海洋仪器仪表、海水综合利用等新兴海洋工业，走在全国前列。山东海洋第三产业围绕海洋旅游，近年来开发了渔家乐、海岛游，并通过邮轮港的建设、以及奥帆赛等国际赛事的举办，促使服务升级，开始向国际滨海旅游度假胜地发展；此外，第三产业中以青岛港、日照港和烟台港为主的港口航运业发展迅速，让山东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拥有三个亿吨级港口大省，其中青岛港集装箱装卸效率全球最高，同时青岛港获得第四届世界环保大会“碳金创新价值奖”，为各港口的建设提供了典范。
第三、海洋意识的深厚基础。山东是个开放型半岛，是我国北方对外开放的最重要窗口之一，与周边海域长期保持着经济文化上的密切交往，有着较深厚的海洋意识传统。山东是我国海洋科技力量的聚集区，是我国海洋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科研力量雄厚，学科门类齐全，海洋科技综合实力在全国居领先地位。这里不仅拥有中国海洋大学这样集海洋自然科学、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于一体的海洋高等教育学府，成为我国海洋高等人才的孕育基地，对培养我国海洋意识起着塑造和引领的作用，还汇集了海洋第一研究所、地质矿产部的海洋地质研究所、黄海水产研究所、山东省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等海洋各领域高端科研机构，是我国培养长远性、战略性、尖端性海洋意识的重要基地。同时，小学教育层面也有了突破，2011年秋季新学期，山东青岛市46万小学生迎来了海洋教育这门新课程，青岛因此成为中国首个在小学阶段全面普及海洋教育的城市。[8]此外，自从1990年末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出现“海上山东”的概念之后，一场跨越世纪的海洋开发潮在山东半岛全面展开，相继提出建设“海上烟台”、“海上青岛”、“海上威海”、“海上日照”、“海上东营”、“海上滨州”等发展目标，为山东半岛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向海洋领域的拓展进行了有效的海洋意识普及，山东半岛沿海居民在海洋开发的过程中，形成了亲近、爱慕海洋的海洋观，为山东半岛的发展持续提供着智力上的支持。
5、山东半岛海洋文化软实力建设限制因素分析
第一，不合理的海洋及海岸带开发活动。沿海居民的过度捕捞和源源不断的陆源污染造成了局部“海洋荒漠化”，中断了渔民的收入来源，其世袭的生存方式被改变，世代相传的海神信仰的成长土壤逐渐消失；围海造陆、盲目城市化，导致渔村消失，传统的生活方式不再存在，渔业文化的传承失去了赖以存续的载体；近年滨海溢油不仅直接影响海岸带的生产，同样导致了滨海文化旅游业的衰败，康菲漏油事件这样的海洋污染不仅威胁烟台长岛的水产养殖，同样导致“渔家乐”这种文化体验游的骤然降温。
第二，海洋产业及其人力资源的结构性失衡。海洋世纪的到来，中国海洋经济顺势崛起，但包括山东半岛在内的我国海洋经济整体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明显，已有产业集中在农业和工业，服务业较少，文化产业不够强大。同时，由于受不合理海洋经济结构的制约，资源优势难以有效的转化为经济优势，海洋开发一直囿于海洋捕捞，传统经济模式已不能适应目前的海洋经济发展规模和方式，海洋产业的结构性矛盾无以避免。同时，海洋人才缺口日益扩大，已有的海洋工作者有许多从事着与产业无直接关联的科研工作，一些顶尖的海洋高新技术领域领军人物缺乏，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同时，我国尚未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才机制，难以实现海洋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人才流动难度大。
第三，海洋教育缺乏体系性和战略性。我国国民海洋意识处于“初级阶段”，在培育国民海洋意识方面是缺乏的，在这一点上，山东半岛也并不例外。市民教育方面，居民海洋意识觉醒任重道远，内陆居民对海洋的认识懵懂不清，沿海居民也只是从经济的角度对海洋进行盲目索
，与“和谐海洋”的要求相去甚远。学校教育方面：初等教育迫于升学压力，海洋通史课设计较少，海洋知识普及率低；高等教育下的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人才，对海洋的认识更关系到发展海洋事业的未来趋势，然而除去中国海洋大学之外，山东其余高校涉海类专业很少，“海味”不浓，与不断涌现的海洋人才需求不对称。
第四，缺乏海洋文化软实力的相关理论指导。国内关于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形成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流于宏观的多，难以支撑各地区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对具体地域的文化软实力战略意义不大。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建设任务下，对海洋文化软实力的解读尚未形成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理论自觉与理论创新，更缺乏在海洋领域的文化软实力研究中所形成的理论来做指导，这样的研究现状显然无法对山东半岛海洋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起到具体的指导作用。
6、海洋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原则
海洋文化软实力是立足实际，对科学发展观进行的文化诠释，应在明确建设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各方面的均衡发展。
第一，坚持人文精神，提升战略品格。“以人为本”是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而优于动物世界，并以文明社会的进步为动力和目的的标志。[9]近代西方国家的海洋开发利用活动始于战争和掠夺，过度开发海洋自然资源又造成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海洋人文精神长期以来严重缺位，海洋发展战略的立足点亟待提高。增强海洋开发过程中的人文意识和人道意识，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实现海洋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第二，明确定位，实现错位发展。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跳跃发展成为实现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两极，环渤海经济区的提速发展被看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10]环渤海经济圈在取得长远的发展的同时，却没能避免产业结构雷同，重复建设的现象。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人均资源少、环境压力大、以及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的条件决定了山东的发展方式要走地方特色，不能盲目效仿其他地区或者国外的发展模式。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证明，即使在生产上没有任何绝对优势的国家，由于该国与他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上的相对成本不同，仍可生产其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以换取其生产相对成本比较高的产品，从而得到利益。[11]因此，明确定位，实现错位发展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推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品牌，树立区域文化精神。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发展，世界各地文化趋同现象日益严重，地方文化品牌的价值由此逐渐凸显，文化品牌建设能够增强地区核心竞争力的观点逐渐成为共识。当今一个省份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政治、经济的实力，同时也体现在文化的影响力、吸引力上，即一个地方的文化品牌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的体现。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增强文化软实力，成为一个地区提高整体实力的重要手段。从地方品牌优势的角度来看，不少省市其地方品牌是模糊的，但提及山东，就会想到一批企业：海尔、海信、双星、青啤、轻骑、澳柯玛……现代工业、企业、品牌和山东紧密联系在了一起。[12]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海洋文化软实力建设应该延续品牌建设的思路，树立品牌意识，不断引进与吸引与品牌内涵相匹配的资源进入本地区，形成持续发展的无形力量。
第四，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均衡发展。将综合实力区分为软实力和硬实力是约瑟夫·奈的一大贡献，在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相互关系方面，约瑟夫·奈的一系列作品中都没有作出富有说服力的解释。首先，不可否认的是软实力资源需要以硬实力资源为载体。美国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无疑是以其发达的文化产业为后盾的，而日韩两国在亚洲不断上升的文化地位也都有赖于其各自国内对文化产业的大力扶持。亨廷顿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50年代和60年代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民，当时它是与苏联的经济成功和军事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当苏联发生经济萧条且不能维持其军事力量时，这种吸引力也就随之消失了。西方的价值观和体制已吸引了其他文化的人民，因为它们被看作是西方权力和财富的源泉”。[13]其次，在软实力对硬实力的作用方面，在多年以经济建设为首要任务的发展模式影响下，国人对软实力的作用理解有所偏差，重视不够。正如在2011年2月18日第二届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高层论坛上学者们表达的共识那样：“一个国家硬实力不行，可能一打就败；一个国家软实力不行，可能不打自败”
。软实力发展水平和程度不仅决定着硬实力的发展道路和方向，同样影响着一个地区整体实力的发展。所以，海洋文化软实力战略应该与硬实力的发展同步进行，共同繁荣。
7、海洋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路径选择
增强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十二五期间，我国区域科学发展，提高省市竞争力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文化强省，打造品质城市的突破口。对山东半岛而言，增强海洋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选择尤为重要。
7.1提升海洋意识，引领大众传媒
1999年末建造的坐落于北京西长安街延长线上的中华世纪坛，其圣火广场用960块花岗岩暗喻国土面积，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却没有任何体现，[14]与此同时，我国宪法中也至今未见“海洋”二字出现。[15]与其他海洋国家相比，我国海洋意识滞后的现状不言自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规定，中国拥有约38万平方公里的领海，260多万平方公里的毗连区，领海和管辖海域的总面积为300多万平方公里。然而，目前仅在南海就有143万平方公里的海洋权益处于争议状态，与朝鲜、日本和韩国也有40万平方公里的争议海域。我国海洋权益受到了严重侵害，而国内海洋意识的淡薄又进一步加剧了海外威胁带来的危害。
建设海洋强省，提升全民海洋意识的任务首当其冲：通过建立博物馆、展览馆等方式，将海洋气息融入平时生活中，让“蓝色文明”伴随国民成长；动员媒体开设专栏，尤其可以利用电视、微博等大众传媒进行海洋知识普及；同时要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和资源，共同营造关心海洋的国情教育环境，像青岛小学教育中开设海洋教育课程这样的工作只是第一步，我们应致力于培养从小学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专业研究和市民教育为一体的海洋教育体系。
7.2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实现文化繁荣
在文化交融、冲突不断的信息时代，一个地区只有引进先进文化并加以吸收，使之与当地文化融为一体，才能实现文化现代化从而引领文化发展潮流。在承认不同文化的差异性的同时，也应当看到不同文化中有共通性，即通过“共通价值”实现跨文化交流。[16]因此，在建设山东半岛海洋文化软实力时，应积极学习其他沿海地区的文化，如国内的广东岭南文化、上海海派文化，福建闽南及台湾地区的海洋文化，以及其他海洋国家及地区的文化，致力于这些舶来海洋文化与山东的儒家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融合交流，实施文化开放战略。文化通过交流而丰富，承认文化多样性，推动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交流，是提升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
7.3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增强发展文化产业活力
早在2003年，山东广播电视总台、大众报业集团被确定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随后两家单位打破了陈旧政策框架和市场分割的缺陷并取得了长远的发展，同期山东广播影视和文化艺术表演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文化体制中的问题依旧存在：文化部门职能条块分割，资源分配不合理；文化产业过度依赖政府投资，缺乏多渠道筹资办法；同时相应制度缺乏，缺少相应法律法规。“目前虽然山东省从上到下各级政府都极为重视文化体制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未见明显成效”。[17]
文化的竞争实质上是以文化软实力为基础的国力竞争，体现出文化和经济的紧密联系。以旅游业为例，在一份研究调查中显示，英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旅游者出境旅游的主要动力是“与当地人交往，了解当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世界各国去欧洲的旅游者当中，有65%的人士是进行文化旅游而不是单纯的自然景观。[18]因此，山东半岛应继续加强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将海洋文化的精神纳入到文化产业发展中去，通过海洋软实力的建设增强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7.4建立海洋文化软实力指标体系，考量城市发展
山东半岛进行海洋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建立其完善的指标体系，用以考量本地区的发展程度。指标体系的作用可归纳如下，首先，指标体系具有指导作用，提升山东半岛海洋文化软实力，需要了解海洋文化软实力的构成因素，从而有针对性的提出提升路径，用以为海洋政策和法规的出台做参考。其次，指标体系具有范式作用，可以统一各地的评价标准，便于各地互相比较，发现薄弱环节，形成互相促进的局面。再次，指标体系还具有监督和激励作用，可以将海洋文化软实力指标纳入政府业绩考核的指标体
系内，便于对区域文化建设工作的绩效作出公正合理的评价，从而起到敦促的作用。文化多样性，保护即将消失的文化
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文化冲突不可避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格局经历了由单一性向多样性的转变，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碰撞，逐渐呈现出文化繁荣的特征。但同时也应看到，一些亚文化及其物质载体正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渐趋消失，近年随着近海养殖和海上机械化作业船只的发展，沙滩上已经很难见到海草，曾作为胶东最具地方特色的海草房正在逐渐消失。海草房冬暖夏凉、环保健康，适合人类居住，曾是家族财富的象征，是本地区海洋文化传承的标志，很好地体现了“人海和谐”的理念。在海洋开发过程中应坚持开发和保护并进，挽救这些正在消失的海洋文化现象，丰富海洋文化软实力的物质实体。
我国已经明确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一项文化发展战略加以认识，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理论亟需丰富和发展。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便是针对特定领域、特定地域进行的文化软实力探索研究，也是在海洋世纪下对文化软实力的反思，是探索文化软实力的有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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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化研究篇3
[关键词]海洋亚洲川胜平太海洋环境史海洋亚洲环境合作
〔中图分类号〕K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6-0115-10
海洋亚洲(MaritimeAsia)是在国际历史学界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个概念，日本学者尤其喜欢使用。在这一概念背后，蕴涵着不同的历史认识观。即使在日本国内，也存在着由川胜平太和滨下武志等提出的不同的海洋亚洲概念。本文大体上同意滨下先生的概念，并试图为海洋亚洲研究领域增添一个新的、环境史的维度。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希望倡导和帮助建立海洋亚洲的环境史研究新领域，而不是要描述出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准确面貌。不过，通过转换思考的视角和提出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大体研究线索，可以为思考海洋亚洲的未来提供一些独特的启示。
一、中国和日本的海洋亚洲研究
传统的历史学大多只注重研究陆地上人类的活动。环境史兴起后，历史学研究被推进到了陆地上人与环境的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尽管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海洋仍然游离在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视野之外。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有远见的学者相继把目光投向了海洋，历史学研究开始从陆地走向海洋。
中国研究环太平洋历史发展和海洋史的代表是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何芳川教授领导的亚太区域史项目和厦门大学历史系杨国桢教授领导的中国海洋史课题组。何教授在1985年突破以陆地上的民族国家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的束缚，开始研究亚太区域史，相继出版了《崛起的太平洋》和《太平洋贸易网500年》等著作。我们现在尚不能确定这种转向是否受到了布罗代尔关于地中海研究和查杜利关于印度洋研究的影响，①但他的研究确实与前面两位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注重对海上交通和贸易及其对当地文明影响的研究。1990年代初，杨国桢教授开始带领他的博士生探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希冀形成中国的海洋史学，相继出版了《海洋与中国》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两套系列丛书。按照杨教授的设想，第一套丛书（8本）主要探讨了中国海洋观、海港城市、渔业经济和渔民社会、海上市场、海外移民的演变发展等。第二套丛书（12本）除了继续深化前面的研究领域之外，还相继开拓出海洋社会史、海洋灾害史、海洋文化史、航海技术史等研究领域，把中国海洋史研究推向了新高度。
日本学者在海洋史研究方面也进行了相当深入和颇具理论意义的探索。因为，第一，日本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群岛国家的特性使之特别重视对海洋史的研究，但这个研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从“岛国”到“海洋国家”这样的认识转变过程。较早反映这一转变的是高坂正尧出版的《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一书。1998年，日本政府的智囊机构“日本国际论坛”启动了为期4年的项目――“海洋国家日本：其文明和战略”研讨会。其中，1999年度共举行了4次研讨，其成果汇编成论文集《21世纪日本的大战略――从岛国走向海洋国家》。第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一直存在着国家归属感的问题。日本到底是亚洲国家还是欧洲国家？它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在认识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东亚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殖民主义和西方现代性主导的年代，东亚被西方人认为是被动的“他者”，东亚学者也有意无意地接受了这种说法。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东亚的崛起，特别是日本的第二次腾飞，东亚学者开始尝试突破“西方中心论”的藩篱，开创多元化的世界历史认识和编撰的新局面。日本人类学家梅棹忠夫提出了最具影响力的“文明的生态史观”。[1]梅棹认为，日本和西欧一样具有良好的生态条件，在欧亚大陆发展农业文明以及出现农业与游牧民族的周期性冲突的时候，日本的森林生态基础得以保护。但当大陆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历史出现大转折的时候，日本与西欧则平行发展，因此，日本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文明传播的结果，也与中国文化没有什么关系，是在江户时代的锁国条件下自己孕育出来的。梅棹1957年发表的《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一文被《中央公论》在1964年列为“创造战后日本的代表性论文”而重新发表。《文明的生态史观》单行本出版后，多次再版。“文明的生态史观”被誉为是“给予迄今为止的世界史理论以冲击的崭新的世界史理论”，是“战后提出的关于世界史理论的最重要的模式之一”。[2]该理论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对后辈学者产生了深刻影响。
川胜平太在承认梅棹从环境角度对日本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进行解释的合理性的同时，认为他的理论仍然是陆地历史观，需要从全球史的视角进行调整。川胜认为，原有的世界史是以陆地为基础的欧洲中心论思想，但自从宇航员登月成功以后，我们可以形成从月球观察地球的全球史。转换观察视角后，就会发现在我们生存的地球上70%的表面被水覆盖，其余30%的陆地充其量只能被看成是中的一些群岛。现代文明并不是在西方内部自发兴起的，而是东洋文化通过海洋亚洲的海路传到西方促成了现代文明的产生。因此，海洋亚洲是现代文明产生的温床。在日本现代文明建立的过程中，海洋亚洲比西方发挥了更为决定性的作用。总之，在西方和日本发生的现代文明都是在应对海洋亚洲的影响过程中形成的，这就是“文明的海洋史观”。①川胜并没有就此止步，作为小渊惠三内阁的高级顾问，他进一步提出了“海洋连邦论”，勾画出了“21世纪日本国土的构想”。[3][4]这一理论虽然在日本有很大市场，但也引起了周边国家学者的口诛笔伐，因为这个理论和构想透露出来的是“日本文明优越论”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气息。
与川胜平太的提法一样，滨下武志也使用海洋亚洲的概念，但是，他提出这个概念的学术路径以及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与川胜大不相同。滨下出于对“冲击与回应”理论和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传统历史解释模式的怀疑，提出了要从亚洲区域内部的国际秩序和地域经济圈来理解亚洲近代史的新理论。这一理论对我们重新认识世界历史的发展以及亚洲在其中的地位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他的“从亚洲进行的思考”是东亚自主意识在世界历史认识中的反映，在世界历史学界独树一帜。[5]贡德?弗兰克就是在滨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世界如何进入近代的新解释。[6]滨下在研究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近代经济圈的时候，很自然也要涉及东亚贸易网络的问题。研究贸易网络有两种思路，一是把它看成是以大陆为中心的贸易关系的附庸或延伸，另一种是从海洋来看亚洲。滨下采用了后一种思路，提出了自己的海洋亚洲的概念。这不仅有利于突破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研究单位的束缚，而且为我们从整体上完整认识亚洲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海洋亚洲指沿欧亚大陆东海岸、从鄂霍次克海到塔斯曼海的广大地区。把它连成一个整体的主要纽带是建立在海洋通道上的贸易网络。[7]（P20-60）与川胜把中国看成是与海洋亚洲对立的大陆亚洲的代表不同，滨下的海洋亚洲不但包括日本等海洋国家，也包括中国等滨海国家。在滨下的思想体系中，中国和日本都在作为整体的海洋亚洲中各得其所。虽然滨下并没有指出他的理论对于认识东亚的现实和未来有何意义，但是，我们从他的历史智慧中可以获得一种历史与现实交汇的感觉，可以对东亚的复兴和亚洲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进行理性的分析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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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富有远见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研究视野转向海洋，这不是偶然的，也不只是他们要寻找新的研究领域的学术冲动所致，战后东亚经济的崛起是促使这个转变发生的最主要动力。而东亚经济主要是通过海洋来发展的，即使是传统上被简单化地认为是大陆国家的中国，它的经济起飞也是从东南沿海地区开始的。但是，海洋是个与陆地大不相同的生态系统，前所未有的频繁的人类活动必然引起海洋生态的巨大变化。研究海洋亚洲就不能不研究它的环境史。但是，中日学者却都尚未进行深入探讨。海洋只是被当成人类文明发生的另一个舞台或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来对待，人并没有被看成是海洋生态系统、甚至更大的全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原因大概在于学者们的知识结构缺陷。接受传统历史学训练的学者无力解读环境资料，更难改变业已形成的传统历史思维。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三年前，滨下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召开的“延续与断裂：从古希腊到现代世界”国际研讨会上提出，在研究历史时，不但要有国家视野和全球视野，还要有区域视野。区域史研究要超越民族国家的束缚，要发现新的课题，尤其是海洋问题和环境问题。何芳川教授不但意识到了海洋环境史的重要性，还在更广的范围、从基本理论上进行了初步探索，发表了《环境保护与人文关怀》一文。①杨国桢先生在推进中国海洋史研究的时候，也呼吁要研究海洋环境，并做出了非常可贵的初步尝试，出版了《东溟水土：东南中国的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不过，对海洋环境的初步研究仍然局限在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范围内，海洋环境史还没有被作为主体来认识。
不过，原来的环境史研究也不注重对海洋环境的研究，只是到了最近，海洋才成为环境史研究的新领域。促使环境史学家关注海洋的是海洋生态学家，他们在研究海洋生态变化时发现和积累了大量数据资料。但和保护生物学家一样，海洋生态学家也不能对占其中99%以上的、可以上溯到1500年的资料进行历史分析，因此他们呼吁要建立一个得到广泛支持的海洋环境史学科。[8]率先对此做出回应并进行海洋环境史探索的当数北欧的环境史学家，其代表人物是丹麦历史学家PeterHolm。他曾任欧洲环境史学会的主席，主要研究自中世纪以来的、北海和波罗的海环境变迁以及丹麦的渔业发展。但是，由于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都是用丹麦语发表，加之他注重实证研究，所以并没有发展出海洋环境史的新范式，或者说没有能够推动海洋环境史的迅速发展。1999年秋天，丹麦、英国和美国的大学相互合作，设立了“海洋动物数量变化史研究项目”，旨在“通过使用把历史学和生态学融为一炉的方法来改进我们对生态系统长时段演进的理解，尤其要关注人的影响，进而建立起培养海洋环境史学家和海洋历史生态学家的制度框架”。②随着该项目的顺利推进，海洋环境史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随着海洋环境危机的加深，可以预见，海洋环境史研究将会有更大的发展。但是，与对大西洋、地中海、波罗的海等海域的环境史研究相比，东亚海域的环境史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二、海洋亚洲环境史的主要内容
如前所述，海洋亚洲环境史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相反，关于这一范围的不同部分的研究为我们建构这一研究领域提供了基础。
海洋亚洲研究和环境史研究都是新兴的研究领域，要找出把海洋亚洲环境史连成一个整体的相互关联的因素，需要采用历史学分期和分类研究的方法。从纵向来看，海洋亚洲环境史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500年以前。海洋亚洲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海洋环境的利用和海洋环境文化的交流在郑和远航时达到了高峰。第二阶段是15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独立。在这一时期的前期，亚洲以外的力量主导了海洋环境的利用；但在后期，日本的崛起给海洋亚洲环境打上了深刻的日本烙印。第三阶段是独立之后。海洋亚洲的崛起对海洋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海洋环境保护运动开始启动。从横向扩展来看，海洋环境史主要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历史上海洋环境的变迁；二是海洋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史；三是海洋环境与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关系史；四是历史上海洋环境文化的演变。
要谈1500年以前的海洋亚洲的环境变迁，就不得不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地质年代。在四大冰川和间冰期，太平洋水位发生超过100米的升降，中国沿海地区沧海变桑田。这不但有利于人类的进化，也有利于人类的迁徙。在距今1.8万年前后，海平面下降150米，黄海完全干涸成陆地。朝鲜海峡和对马海峡干枯，把日本列岛和大陆连接起来。大量陆生动物和中华先民的细石器文化传到了日本。但在距今6000年前后，气候转暖，发生“黄骅海侵”，尽管中日之间不再有陆桥相连，但先民已经发明了航海技术。[9]（P18-19）海洋亚洲处于欧亚大陆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汇之地，地质状况极不稳定，多火山和地震。板块漂移和火山活动在这里形成了许多岛屿和群岛。星罗棋布的岛屿为古人航海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火山灰和来自欧亚大陆主要河流的冲积物给这一海域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进而形成了许多大渔场，这是古代近海渔业发展的基础。造山运动的巨大压力也改变了物质的化学构造，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丰富的矿藏，为近代采矿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10]另一个地质活动是厄尔尼诺或南方涛动现象。周期性出现但又难以预测其强度的、活动在赤道太平洋地区的这种气候现象会造成大陆地区和海岛地区截然不同的气候异动。
环境禀赋对海洋亚洲古代的经济政治发展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东亚大陆地区，尤其是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以锄耕和犁耕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黄河流域是粟作农业，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中国海洋民族充分利用了海洋提供的营养源。在分布广泛的贝丘文化遗址中，经常可以发现蚶、牡蛎、蛤蜊等20多种海洋软体动物，海贝不但成为先民喜爱的饰品，还是中国货币史上最早的“硬通货”之一。相反，在海岛地区，直到殖民主义东来之前，很多地方仍然处于刀耕火种的生产力发展阶段，难以形成庞大的中央集权国家。[11]不过，海洋地质环境并不仅仅制造差异，它还给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海通大道。早在远古时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就形成了滨海民族夷和越。距今5000年以前，莱夷人就制造了独木舟。在距今4000年前，他们就会制造大木船，利用洋流远航至朝鲜半岛和日本，给他们带去了龙山文化的成果。同北方的夷一样，南方的越人在河姆渡时期就会造船。到春秋战国之交，越人已能建造大型戈船和楼船，不但可以北上日本，还可以经过台湾深入南洋，把中华文化传播到菲律宾、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12]此后，这些地区的航船不仅会劈刺往来游弋，还会航行至中国。这些民族在进行捕渔等生产活动的同时，也开始进行海上贸易。中国国内的华夷秩序也随着海上联系的增多而逐渐扩展到整个海洋亚洲地区。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耕作技术、制度文化等经海路向朝鲜、日本和南洋诸国传播，同时朝鲜的金、银、铜等金属，牛黄、人参等药品，马、狗、海豹皮等物，以及日本的折扇、水晶制品、香盒等精美手工艺品也输入中国。明朝建国不久，倭寇开始横行，严重影响了中国与日本和朝鲜的朝贡贸易。但是，中国和南洋的贸易因郑和航海而进入一个鼎盛时期。
1500年左右发生的世界三大航海活动改变了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内容。这一区域不再是和平之海，而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掠夺、剥削的平台。原来形成的华夷秩序逐渐被条约体系所取代，在一定限度内利用海洋资源的经济逐渐被过度向海洋索取的经济所取代。日本崛起以后，为了形成自己的霸权，企图独霸整个海洋亚洲，进而控制整个太平洋，成为世界的霸主。而在前一时期主导海洋亚洲秩序的中国却沦为了任人宰割的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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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季风洋流依旧，但大风帆、蒸汽机等装备的现代舰船和现代航海知识武装的海军在原有的海洋亚洲贸易网络基础上，用资本把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各国的沿海港口都变成了殖民主义国家输出商品和掠取原料的集散地。为了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中国沿海地区出现过度种植和过量开垦的情况，生态遭受严重破坏。[13]东南亚地区香料、稻米的大量种植，不但没有满足当地人的生活需要，而且过度的单一种植损坏了当地业已形成的生态平衡。[14][15]
在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后，海洋亚洲出现了大规模的物种和病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物种和疾病经过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从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方向传入海洋亚洲。梅毒最早出现于1494年的意大利战争期间，1498年由达?伽马的水手带到印度，1505年传到中国和日本。腺鼠疫随着殖民扩张传入中国的香港和云南之后，迅速向北方和南方传播。厦门和福州于1894年和1901年分别被传染，并经水路进入内地，1899年流传到满州通商口岸牛庄。霍乱也在英缅战争中被英军带到缅甸，然后从曼谷到广州，进入中国内地，或传至宁波，进入清帝国内陆，1821年传到北京；进而越过长城，横扫蒙古，最后达到莫斯科。从1820-1932年，中国共经历了46次霍乱。外来流行病肆虐，使中国、日本的人口发展在17、18世纪几乎停滞。[16]与此同时，外来物种的到来不但改变了海洋亚洲的景观，还改变了亚洲人的饮食结构。玉米的故乡是墨西哥和秘鲁。哥伦布从古巴带回欧洲，后传至东南亚，16世纪中期经缅甸传入云南，经南洋群岛传入福建等沿海地区。到清朝乾嘉年间，玉米开始大面积在中国播种。甘薯原产南美热带地区，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从吕宋(菲律宾)引种福建，万历八年从安南(越南)引入广东，然后从这些地区向内地推广。这两种作物的引进改变了中国的粮食生产布局和食物结构，半干旱地区粮食产量增加，绝大多数劳动者北以玉米为主，南以番薯为生。花生和辣椒的传入促进了中国的烹调发展。烟草来自美洲，哥伦布1492年从古巴带回欧洲，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从吕宋、越南传入闽广；明崇祯十年(1637年)从日本经朝鲜传入中国东北。[17]不过，疾病和物种的传播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来自中国的柳橙及柑橘属水果引入欧洲，可以帮助治疗航海中的坏血病。19世纪末，蒸汽铁甲船广泛应用于海洋亚洲航线，压仓水的使用也就意味着各港口之间会进行频繁的海洋生物交流，形成了所谓“港口生物区系”。它有时会破坏渔业，有时还会引发赤潮。
在资本主义时代，海洋资源成为各国争夺的重要对象。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远洋捕鱼能力大大增强，加之近海渔业资源逐渐减少，于是在1920年代闯入中国黄海和东海海域，尤其是在舟山渔场捕鱼，引起中日1924-1932年的捕鱼之争。中国政府援引国际海洋法，在保护国民捕鱼权的同时宣示自己的海洋国土。但是，由于过度捕捞引发了严重的渔场退化，三英里限制严重妨碍了中国渔民的捕鱼权。更何况由于技术先进，日本捕鱼船在舟山渔场退化后已经转向了南海。[18]这说明，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强权时代，有限的国际海洋法并不能保证弱国的海洋和经济安全。对渔业资源的争夺不但是经济扩张主义的表现，同时也是对领土的侵犯。
对矿产资源的开发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这方面的典型是日本的足尾铜矿污染。足尾铜矿位于群马县境内，从1600年开始开发，1871年民营后，产量大增，1884年达2886吨，占全国铜产量的26%。随着产量的增加，环境污染和破坏也大幅增加。足尾铜矿石大约含有30-40%的硫黄，精炼时产生大量二氧化硫和重金属粉尘。其中的微量元素砷、镉、锌、铅等会对人和其他生物产生各种危害。二氧化硫会造成矿山周围树叶漂白，树木枯死。加上炼铜需燃料，乱砍滥伐导致森林消失，水土难以保持，岩石，河水混浊，鱼类大批死亡。即使1973年足尾铜矿被关闭，但污染的影响仍在继续。[19]类似事件在海洋亚洲的其他国家也都有发生。
在日本推行“大东亚共荣圈”政策的时候，它从中国、朝鲜半岛和南洋各国获取了大量物资，但送给他们的是“三光政策”和细菌战。日本侵入朝鲜后，首先进行土地、森林、矿产资源的调查，然后颁布和实施《朝鲜矿业令》、《朝鲜渔业令》、《森林法》以及《大米增产计划》。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掠夺朝鲜的资源，支撑日本的畸形工业化，特别是军需工业。[20]（P104-155）在中国，日本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保障军需资源为出发点，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的资源。除了重点开发日本缺乏的煤、铁、油页岩、菱镁矿等矿产外，还运走了大量大豆、高粱、面粉等粮食，棉线、丝绸等纺织品和建筑材料。[21]在东南亚，日本感兴趣的仅仅是石油、镍、锡、矾土等矿产物资。由于海洋亚洲的经济被日本纳入了战时经济的轨道，致使当地生产完全是为了殖民统治的需要，发生了多起饥荒，天花、霍乱、腺鼠疫、鼠疫也重新开始流行。[22]（P920-935）
和古代相比，近代的海洋亚洲环境史呈现出不同特点。一是海洋资源被当成商品和财富大量开发利用，尤其是渔业和矿业资源。二是为了争夺资源不惜进行战争。三是外海洋亚洲的力量和物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本地区的景观和资源构成。海洋亚洲的环境被前所未有地改变了。
二战以后，海洋亚洲的环境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海洋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海洋对经济的贡献急剧增加，海洋资源的纠纷日益严重，海洋环境保护的合作更显重要。
在海洋亚洲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海洋环境的贡献越来越大。大致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衡量：一是海洋自然资源开发的实物产量占同类产品全国总产量的比重；二是海洋开发产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三是海洋开发的就业人数及其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四是对外经济联系对海洋的依赖程度。海洋亚洲国家和地区比较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完全的海岛国家，以日本为典型；另一类是海陆并举的国家，以中国为典型。日本全国人口和产业的50%以上分布在海岸带地区的小平原上。日本人饮食中一个主要动物蛋白质来源是海产品。日本的贸易主要靠它最现代化的远洋船队来完成，还建立了世界性的运输网络。日本经济对海上贸易的依存度超过90%。日本陆地资源贫乏，经济建设所需资源主要靠进口和从海洋获得。早在1980年，海洋产值就占到日本国民总产值的2.8%，如果加上原料和产品1/2以上靠海洋运输的临海产业的产值，海洋产值就占到国民总产值的10.6%以上，海洋开发对劳动就业的贡献为9.8%。[23]（P145-165）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约1．8万公里的海岸线，6500多个500平方米以上的大小岛屿和大约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根据《2006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中国海洋生产总值达20958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0.01%，比2005年增长13.97%，高出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3.3个百分点。全国涉海就业人员达2960.3万人，比上年增加180万个就业岗位。海洋还是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石油等重要战略资源进口的主要通道。2003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8512亿美元，占GDP的60％，原油进口高达9112万吨，占总消费量的36％，其中的90％以上依赖海上运输。这充分说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海洋在中国经济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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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亚洲国家对海上资源越来越重视，自然也存在许多争议，影响比较大的有中日东海油气资源争议和南中国海油气之争。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海南部发现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颁布后，中日双方在东海海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日渐突出。日本主张适用等距离中间线以及距离标准；中方则主张适用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随着中国在东海开采油气田的成功，中日间围绕东海能源开发和划界问题的争端骤然升温。2004年，日本舆论惊呼中国正在开采的“春晓”天然油气田群会像吸管一样，把原属日本的油气资源吸走挖空。于是，中日双方自2004年10月25日开始就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进行谈判。到今年，经过7轮司长级磋商，中日双方都认为，最好的选择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两国在如何界定可能进行的共同开发的海域方面分歧依旧，南中国海的油气资源之争更为复杂。在南沙群岛的南部区域，马来西亚从1970年代开始就深入中国断续国界线范围内进行大规模油气资源勘探和开发。在南沙群岛的东部，菲律宾也深入中国海域进行大规模油气开采。在南沙群岛西部，越南划分了上百个油气招标区进行合作开发。目前，南沙海域已经发现含油气构造200多个和油气田180个，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周边国家都在南海开采石油，已经钻井1000多口，年采石油量超过5000万吨，其中马来西亚的开采量最多。越南近几年来还不断同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签订勘探开采石油、天然气的合同，大有使南沙问题国际化的趋势。①
海洋亚洲还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海洋领土争端。从北到南相继有：日本和俄国的北方四岛问题；日本和韩国的独岛（竹岛）之争以及“日本海”正名之争；中日之争；中国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在南海的领土之争；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在泰国湾的争端；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在阿拉弗拉海的争端等。②这些争端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因为不但涉及，还隐含着巨大的资源利益之争。但是，南海各方鉴于共同的利益，在2002年达成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承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根据这些原则，中国和越南之间成功地划定了北部湾的边界，并签署了渔业协定。北部湾划界是中越双方适应新的海洋法秩序，公平解决海洋划界的成功实践。
在海洋开发越来越深入的同时，海洋污染和生态破坏也越来越严重。来自陆地的废水等造成近海的富营养化，形成赤潮。1993年，中国近海发生了19次赤潮，2006年增加到93次。从河流带入海洋的淤积物威胁着海洋生物的安全。频繁的海上运输和大规模的海上养殖也带来了大量的外来物种，破坏着亚洲海洋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更为可怕的是海上石油泄露。据说，东亚海域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海洋运输和近海石油开发引起的石油污染。而油膜覆盖最厚的除了石油运输沿线之外，就是泰国湾和南中国海的越南一侧。另外，围海造田和从海滩、海底采沙也大大强化了对海底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海岸的侵蚀，导致部分海滨浴场、海港、养殖设施遭到破坏，沿岸农田和居民区受到威胁。
海洋亚洲的环境问题不但引起本区域内各国的重视，也引起了国际环境保护组织的重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自1974年建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建设地区性的国际海洋保护合作体系，仅涉及海洋亚洲海域的就有“东亚海行动计划”、“南太平洋行动计划”、“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等。“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保护的海域是日本海和黄海，参加的国家有中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自1994年设立该计划以来，先后召开了多次政府间会议和专家研讨会，希望能建成共同的海洋环境数据库，交流各国海洋法研究成果，设立海洋环境监测计划。1981年，东盟五国启动了“东亚海洋和沿海地区保护和开发行动计划”，并颁布了“东盟环境马尼拉宣言”，开始进行海洋环境评价（包括资料收集、技术人员培训、海洋环境退化原因分析等）和管理（包括管理人员培训和能力建设、联合环保执法、环境友好型管理等）。随着政治外交形势的好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这个计划中又接纳了韩国、中国、澳大利亚、柬埔寨和越南，并推出了1994年版的东亚海行动计划，把关注重点从先前的石油污染转向了包括海洋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等方面的生态系统状况，强调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对海洋环境进行综合管理，进而促成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发展。200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东亚海行动计划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和全球环境基金合作共同推出了“南中国海计划”。该计划是多边政府间合作项目，旨在改变南中国海环境退化的趋势，希望保护海草、红树林、珊瑚礁、湿地和鱼类，防止来自陆地的各种污染。同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把参与国扩大到14国，开始实施建立“东亚海域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重点探索跨行政管理边界的海洋区域环境的综合管理方法，并于2003年12月在马来西亚召开的第一次东亚海大会和部长论坛上通过并签署了《东亚海可持续发展战略》。[24]2006年12月12日，第二次东亚海大会及部长会议在中国海南省海口市举行，签署了《实施东亚海可持续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宣言》（即《海口伙伴关系宣言》）。如同这次大会的主题“共同的海洋，共同的人类，共同的愿景”所昭示的，海洋亚洲环境问题作为本地区共同的问题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
从当代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发展可以看出，海洋亚洲国家对海洋国土资源前所未有地重视，产生了许多争议和冲突，但是都能在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前提下把冲突控制在可以进行和平谈判的范围内，这就为共同利用和最终和平解决打下了基础。另外，随着东亚经济的迅速崛起，海洋亚洲环境呈现出全方位退化的趋势，要达到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利用的目标就必须进行合作，就必须形成开放的区域主义，这才是生活在同一区域的人们应该追求的共同愿景。
三、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启示
尽管前述内容只是对海洋亚洲环境史勾画出了一个基本轮廓，但是因为转换了观察海洋亚洲的视角，我们大致上从中可以得出一些新的启示。
第一，环境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为地把亚洲分为大陆亚洲和海洋亚洲是不合适的。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的思维不同于自启蒙运动以来主宰历史学的现代思维。历史学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强调理性、进步、二元论、还原论、机械论，认为历史总是在人的理性的作用下不断向高级发展的，对立的因素通过机械的作用促成历史事件的发生，前面的变化总是成为之后发生变化的原因和动力。这种因果关系看似相当严谨，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纷繁复杂的历史真相。川胜平太的研究就是这种历史思维的结果。他从日本后来独特的发展追溯到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并与地球上的海陆分布结合，提出海洋国家和海洋亚洲的观点；再利用二分法把海洋亚洲与大陆亚洲对立起来，进而提出建立海洋亚洲连邦，以孤立和排斥中国。滨下先生的海洋亚洲概念是从整体出发提出来的，与从环境史角度来看亚洲特别是东亚有许多共通之处。也正因为如此，从他的海洋亚洲概念出发，他自然会提出研究海洋亚洲环境的设想。环境是由不同生境组成的，各生境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机械联系，而是有机联系，其相互作用会产生“蝴蝶效应”。另外，环境质量的好坏也不是由最好的生境或各生境的平均值来决定，而是由最差的那一部分决定，这就是“木桶效应”。①就海洋环境而言，它的质量不光取决于人类在海洋活动造成的损害，还取决于陆地的人类活动和陆源的污染。即使是海洋经济活动也完全是与大陆经济活动整合在一起的。把海洋与大陆截然分开，从环境整体性来看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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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历史思维认为中国是大陆国家，是面向内陆的。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如前所述，中华先民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在海边和海上活动，发展出自己的海洋文化，并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后来，随着对海洋认识的加深，中华民族以海为田，从事海外贸易，甚至移民海外。当然，这些地域性的海洋意识由于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并没有成为主流或官方意识，[25]（P89-104）但据此就否定中国的海洋特性肯定是不对的。建立在这种历史思维之上的政策建言也是大有疑问的。川胜的“海洋连邦论”对日本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与“大陆亚洲”对抗不仅不利于日本的长远发展，也影响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只有把所谓“大陆亚洲”与海洋亚洲整合起来思考，才能有效解决现在出现的一系列诸如环境污染、海底资源争端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只有陆海和合才能实现互利共赢。
第二，在目前政治历史纠纷严重的情况下，海洋环境合作是最容易突破的领域。中日之间虽然存在着历史认识问题、政冷经热现象、日本军事化和国家关系正常化等复杂问题，但是，环境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中性的，又是带有整体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例如，东亚海域的污染因为大气环流和洋流的作用，会对处在这个海域的所有国家产生影响，民族国家的海上疆域并不能阻止污染的跨界移动。另外，陆上的污染也会越过海洋传到海上国家。从中亚起源的沙尘在中国境内加强后会飘向日本。海上的污染也会通过食物链传到陆上，给食用者造成危害。但是，由于这些问题大多不是政治直接作用的结果，是不易政治化的、比较纯粹的、但直接危害人类生命安全的问题，因此，解决起来不但快速而且相对比较容易。①不过，环境问题又不是绝对的技术问题，它的解决也会产生连锁效应。因为环境治理不但需要政府付出努力，也需要公众广泛有效的参与；不但需要行政积极干预，也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不但需要所在国付出努力，也需要国际社会给予积极帮助和协作。因此，率先解决海洋环境问题必然会造成海洋亚洲的共同进步，为其他问题，如最为敏感的领土之争的解决创造良好条件；反过来，敏感问题的解决一定会加快区域海洋环境问题的改善。
第三，推动有效的海洋环境合作一定会促成海洋亚洲各方的共赢。尽管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之后，部分海域具有了民族国家国土和的性质，但是，从环境史的视角来看，海洋是人类共同的海洋，它的未来也是人类共同的愿景。既然海洋具有公共财富的性质，如果沿海各国仅仅从自己的一己私利出发加以利用，必然会重演“公地的悲剧”并产生“零和效应”，这是任何一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惟有各方从共同利益出发，综合考虑，采取彼此互相照应的措施，才能保持海洋环境的健康稳定。为争夺环境资源进行战争更是不可取的，海洋亚洲环境史已经提供了这方面的教训。但是，保护并不意味着不利用海洋资源。海洋亚洲是全球经济发展最为强劲的地区，对海洋资源的利用力度也在不断提升，海洋资源争端不但数量增多，强度也在危险地升高。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如果从海洋环境史的视角来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如果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就能破除在思考亚洲未来时只注重某个民族国家的利益，而忽视区域和全球环境系统整体利益的狭隘性，进而有利于形成既兼顾国家、区域和全球利益，又兼顾人的需求和生态系统平衡的负责任的国家战略。只有这样，有争议的海域才能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但是，共同开发并不意味着竭泽而渔，开发必须保持在可持续和最适宜的限度(Sustainableyield,Optimumyield)之内，而不是不顾海洋环境的承载力竞相追求产量的最大化(Maximumeconomicyield)。[26]只有这样，海洋亚洲才能在连续保持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和谐共赢，创造出既能保护海洋亚洲环境又能实现亚洲复兴的可持续的新型文明。这种东亚文明一定能在世界文明转型的过程中率先提供新的范式，东亚的复兴也就因此而具有了新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②
第四，海洋亚洲的和谐是这一区域所有国家和学者共同的愿望，实现这一构想需要学术界做出更多的努力。海洋环境史研究是一个新兴的但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它的开拓和发展需要所有国家对此感兴趣的学者共同努力，需要把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形成合力。在这一方面，东北亚国家的学者已经开始行动了。在日本学术振兴会亚洲研究教育事业事务局资助下，日本的学习院大学联合韩国的庆北大学和中国的复旦大学共同研究“东亚海文明的历史与环境”。三国学者综合历史、考古、地理资料和卫星图像处理、海洋科学、气象学等的资料和方法，共同研究历史上东亚海文明和环境的互动关系，尤其是长江和黄河的变迁对东亚海文明的影响。③这个项目的持续时间是2005到2010年。该项目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其规模和影响比较有限。应该说，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各有优势，也都各有自己的局限。如果海洋亚洲各国的相关学者能够团结起来，共同组建一个区域性的研究学会，就可以动员国际学术力量，整合国际学术资源，全面推进海洋亚洲环境史的研究，在环境史向海洋拓展中迎头赶上，并为海洋亚洲在国际环境史研究中赢得一席之地。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持续推进，不但可以帮助化解海洋亚洲遇到的资源领土争端，还必然为建设和谐繁荣的海洋亚洲提供新的动力。环境史的批判和警世功能也会在促进海洋亚洲的持续发展中得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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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化研究篇4
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因时而异，即文化的时代性。大陆文化如此，海洋文化也不例外。一种文化随着时代变化可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也有的被保留下来，或融合、渗透在新诞生的文化之中，构成文化层次结构，如同地层古生物一样，层层积压，呈现文化纵向剖面。众所周知的港澳文化，本是岭南文化的一部分，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港澳被英国、葡萄牙统治以后，西方文化在港澳地区大量渗入、传播，与本土文化交流整合，形成以海洋性为特质的港澳文化。本土文化不是被融合就是作为底层文化沉淀下来，形成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叠加现象。即西方文化在上层，本土文化在下层。而1997年和1999年港澳回归以后，内地文化更多地进入港澳。这一文化层次，是港澳新历史的文化篇章，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港澳文化的层次结构说明了文化概念的动态性。这恰如著名史地学家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指出的“：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这也包括海洋文化在内。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海洋文化主题，古代海洋文化以海产捕捞、海涂围垦和海上航行、海上贸易为主，到了近现代，海上贸易成为海洋文化一项最主要内容。我国在唐宋时代，海上贸易很兴旺，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彪炳世界海洋文化史册的大事，只是明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海上贸易萎缩，海洋文化发展大受打击，与西方国家比较，相形见绌。当代，开发海洋已成为一项规模巨大、科技含量最高产业，海洋文化也由此提升到一个最高发展水平。同文化的时代差异一样，文化还有地域差异，这是由于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不同而产生的。谭其骧教授也同样指出“：中国文化有地区性，不能不问地区笼统地谈中国文化。”[1]基于此，近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地域文化丛书，把全国划分为24种地域文化，即为文化地域差异的反映。诚然，海洋文化的地域性有自己的特点，如渤海海洋文化、黄海海洋文化、东海海洋文化、南海海洋文化等，都各有自己的特质和风格。但海水是流动的，全世界的海洋是一个整体，非常方便相互交通往来，这决定海洋文化相对大陆文化具有较多的共同之处。一般说来，凡是临近海洋的地区，海洋文化都应为当地文化的主流，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也有例外。山东古代渔盐业很发达，但到明前期，由于“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下海，切断了与海洋联系，到明中叶，山东人甚至不吃鱼，海洋经济式微，海洋文化大为萎缩，山东这时不属海洋文化区域[2]。而在同样“海禁”背景下，广州仍维持一口对外通商地位，岭南沿海百姓仍冒险出海，从事海事活动，海洋经济和文化从未断层，岭南也就属海洋文化区域。
二、我国海洋文化研究现状
近年，“文化热”在我国方兴未艾，海洋文化实际上也是一种地域文化，因而也受到一定重视，在开发海洋、发展海洋产业热潮中，海洋文化也被列入其中。广东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主持过五次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出版海洋文化论集，不少学者提出“时代呼唤开拓海洋文化研究”[3]。在这片呼吁声中，海洋文化成果相继涌现，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资料，1979年以来，发表在各类期刊上海洋文化论文226篇。专门性学术著作也渐见问世，如曲金良主编《海洋文化概论》[4]、宋正海著《东方蓝色文化——中国海洋文化传统》[5]、徐晓望著《妈祖的子民——闽台海洋文化研究》[6]。但这些论著，不但数量少，而且内容主要局限于文化学和考古学、历史学范围，包括我国海洋文明起源，海洋历史文化、海洋思想、海洋权益、海洋文学艺术[7][8]，以及航海史、造船史、渔业史、外贸史、科技史等所涉及海洋文化问题。而从文化地理，甚至范围更广一点人文地理学视野出发，研究海洋的文化地理论著，可谓凤毛麟角。检索美国“ProQuestDigitalDissertation”(PQDD)系统收入1861－2007年约170万篇高校博硕论文，也未见以海洋文化地理命名的论文，可以说海洋文化地理研究领域，还是一片荆棘丛生的处女地，有待她们的哥伦布们来开垦。
三、海洋文化研究内容
海洋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海洋，这个占地球表面70％面积的最大地域单元，它的特性如著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持着人类超越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敢结合在一起。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各国所没有的。”[9]虽然黑格尔在这里否定了亚洲具有海洋文化，但他对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的区别、海洋文化的本质和内涵是作了深入分析的，故200多年来，这个论断被人们反复引用，特别是海洋环境对海洋文化产生的作用和肯定海洋文化的商业性，已成为不刊之论。从这个文化视角来观察海洋文化地理研究内容，大致可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海洋文化赖以产生的历史地理基础
恩格斯说“：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么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10]海洋文化也是如此，与任何一个区域文化面貌一样，总是由多种多样的元素长期作用形成的。这包括了自然、政治、历史、技术、经济、心理等元素的特定历史过程的产物。创造海洋文化的主体是人，人主要生活在大陆，所以海洋文化必须以大陆为依托而产生，由此决定研究海洋文化也必须同时研究大陆环境，而不仅仅是研究海洋环境。大陆与海洋环境的统一或者综合，加之它们各自历史过程，共同构成了海洋文化生成的历史的地理基础。
（二）作为海洋文化经济基础的理论总结
举凡人类涉及海洋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属海洋文化的经济基础。这包括海洋交通、海洋商业、海洋矿业、海洋工业、海洋手工业、海洋渔业、海洋种植业等[11]。海洋文化是在这些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但这些经济基础并不等于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凝聚了这些经济基础的科技成果，是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理论总结、规律性升华、更多的具有理性层面的原理、价值等，而不囿于这些产业本身的研究和表述。例如海洋交通作为一项产业，涉及海洋经济众多领域，但从海洋文化立场，只研究与之相关密切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导航技术，以及航线、港口的技术进步水平，反映某个时代海洋交通的科技成果，以有别于海洋交通经济所注重的交通成本、货流结构、经济获益及其分配等。海洋文化与它有联系，但不能取代和混为一谈，否则海洋文化覆盖范围过广、外延过大，也就失去自己的内涵。
（三）海洋文化的社会结构和景观
创造海洋文化的主体是社会人类群体，包括农、渔、商、工、军人等，形成海洋文化的社会结构。他们各有自己的职业、行为、性格等，成为海洋文化景观重要组成元素。沿海居民“以海为田”，从事海产采集、捕捞或围垦海涂为田，是海洋农业文化主体；在海上漂泊，以舟楫为家宅的海上蛋民，作为一个特殊群落，生产生活方式皆以海洋展开，婚姻、习俗等都异于陆上居民，文化景观自成一体。岭南商帮集团，既浪迹天涯，遍设会馆于神州大地，也“以海为商”，把生意做遍全世界，成为最富冒险、超越精神文化的一群，并以此区别于我国徽商和晋商。南海中有些海岛长期为“海盗”盘踞，其中不少是失地农民，无以为生，飘泊岛上，靠打劫往来商船为生。他们桀骜不驯，敢与官府对抗，引导得当，可成为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坚强力量，同样是海洋文化一个载体。举凡这些涉及海洋的人群，包括他们的社会分层、家庭、家族构成、文化禀赋、生活习俗等文化景观，无不彰显着海洋文化的品格及其与地理环境关系，列入海洋文化地理研究内容。
（四）海洋精神文化和景观
海洋精神文化即狭义海洋文化，包括人类对海洋的崇奉、海洋神话、信仰、宗教、戏剧、艺术、歌谣、舞蹈等，它们都与海洋文化的传承有密切关系。例如华侨作为海洋文化一个特殊群体向海外漂泊、开拓，使中华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在海外弘扬、绵延、传播，为中国海洋文化在五大洲取得一定地位做出积极贡献。故华侨文化的语言、建筑、风习、生活方式等文化景观也属海洋文化范畴。又如南海神、妈祖、雷神、北帝崇拜等，已成为沿海地区一种风俗活动，其景观研究是海洋风俗地理一个重要内容。
（五）海洋制度文化与空间分布
海洋茫无际崖，人类活动多处于漂流、自由状态，不易约束。海洋生活的这种特殊性，需要法律制度加以规范。翻开海洋史，海盗出没，劫掠客商之事时有所闻。毋论古代或近代，实际上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欧洲殖民主义者在亚洲、非洲、美洲洋面所作所为，多为海盗行为，几无法律可言。随着海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日益凸显，尤其是海底油气资源的发现和开采，海洋权益争端成为当今世界不安的一个根源。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和后来的实施，特别是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划分，使临海国家在海洋权益上的矛盾和争端日趋复杂尖锐，所以临海国家自定海洋法规与国际海洋法规之间的不整合，更需要通过平等协调方法解决。我国海洋法制的建设严重滞后于大陆法制建设，也同时面临着与国际海洋法的对接等问题，所以海洋制度文化的研究，迫切地摆在海洋文化研究者面前。大海的波涛，造就了沿海百姓剽悍的民风。不少志书都说生活在海边的古越人好斗轻生，一言不合，即使父子之间也拳脚相向。有人指出“：湛江沿海地区村斗之多，在中国是罕见的。村斗不管出自何因，同姓人都赶来助斗，往往酿成几千人手持凶器，你死我活的大厮杀。造成严重伤亡的村斗，在历史上例不胜举。”[12]这种现象在沿海地区带有普遍性，其深层根源仍是法律意识薄弱，无视或蔑视法律所致。无论何种海洋制度，它们的实施都有一定空间范围，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专属经济区，从制度文化而言，即属功能文化区，有确定边界；某种商品进出口也有规定流通地区，故不少海洋制度文化所及地区，实际是一种功能文化区，为海洋文化地理主题之一。
（六）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在海洋文化发展的长河中，留下许多宝贵的海洋文化资源，既有物质形态，也有非物质形态，都蕴含有丰富的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价值，可为海洋科技史、海洋自然哲学史、海洋文学史、海洋艺术史等研究，沿海城市和区域开发、海洋观光旅游，以及其他各项海洋开发事业提供决策上重要参考。例如已在南海阳江海域上出水宋代沉船“南海1号”的综合研究，就有非同寻常的科学价值。前些年发现珠海高栏岛宝境湾摩崖石刻，保留了许多至今未解古越人活动文化信息，有待人们破译。珠三角经济起飞，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崛起，港澳经济领先、法制观念深入人心等许多人文社会现象，都需要从它们的文化海洋性上找根源；而它们的发展规划，更需要从它们海洋文化宝库中借鉴经验和教训。至海洋风光之胜，海洋魅力之强，更是发展海上旅游、振兴海洋产业的有力杠杆。这都展示了海洋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潜力非常巨大、实用价值很高，是海洋文化地理应用研究一个重要领域。
（七）海洋文化区域分异
海洋虽然是一个整体，不像大陆那样有山川分隔，人文景观不一，区域差异了然在目。但海洋文化所依托的大陆不同，特别是各海区所属人类对海洋认识、开发利用历史早晚、方式方法、创造物质财富形态、景观有异，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海洋制度、精神文化也各具特色，并且一切海洋文化都涉及到它们的空间结构与地区分布问题。要弄清海洋文化现象这些空间分布特点和规律，必须借助海洋文化地域分异研究，即划分海洋文化区。海洋文化区综合地反映了海洋文化形成环境、历史过程、景观特色、海洋文化传播和海洋生态文化等一系列特色在空间上组合表现，应视为海洋文化区域研究的高峰和终结，在海洋文化地理上具有不可替代意义。例如南海周边临海居民分为广府、福佬、客家民系，他们对海洋依赖、开发利用方式、成果等有较大差异，有论者认为可以划分为粤东、珠江口、粤西南、海南岛、北部湾、南海诸岛六个海洋文化区。透视这种分区，可以深刻理解南海海洋文化在各海区特点和地域分异规律，不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而且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也提供了决策上重要参考。近年珠三角经济崛起全国，并成为全球产业转移一个中心，其中一个强大因素即为珠三角拥有岭南文化海洋性最大优势，故能在地区竞争中遥遥领先，且立于不败之地。基于此，海洋文化区域分异研究，无论对南海还是其他海区，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长期的研究任务。
四、海洋文化特质与海洋环境关系
文化史专家冯天喻先生指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文化产品的创造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13]简而言之，文化特质是指文化的价值，它一方面体现了自然界在人类创造文化过程中的作用和变化，另一方面也蕴含了人类自身性质、内在特点及其变化，是两者紧密关联和互动的产物。文化特质的这一界定，用于大陆文化，是大陆自然资源和环境对文化产生的参与，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在其中的能动作用，最后制造出来的文化产品，体现了自然和人类活动的统一。而海洋是没有自然界限，因而是世界性的。有人据此认为海洋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14]。然而，海洋文化到底要依托大陆而产生，无论大陆或海洋某一部分，都有自己环境和资源特点，这不能不影响到海洋文化同样有地域个性。但海洋文化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相比较，前者毕竟是第一位的。广西民族大学徐杰舜先生把海洋文化基本特征归结为外向性、开放性、冒险性、崇商性、多元性[15]，看来是十分精到的。但恰如郦道元《水经注》曰“：水德融和，变通在我。”还应加上一个包容性或兼容性。研究这些特质与海洋环境关系，也是海洋文化地理一个不可或缺内容。
（一）外向性
作为海洋文化载体或介质，海水永远处于无休止的运动中，处于从不间断的流动中。人类必须适应海洋这种属性和环境来进行创造海洋文化活动。因海水不停顿地在一个海区与另一个海区之间交换，具有稳定的外向运动特点，所以海洋文化也从它产生的海区或大海边缘向外传播。特别是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海洋是人类往来的重要通道，文化交流藉此而发生，这比大陆要容易得多，这也决定了海洋文化的外向性特质。古代孤悬海外的海南岛，不但沿岛居民生活资仰于海洋，而且深处五指山区的黎人，也以输出槟榔、椰子为经济来源。宋人王象之在《舆地纪胜•琼州》指出“：琼人以槟榔为命，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百万也。又市舶门曰‘：非槟榔之利，不能此一州也。’”槟榔文化支持了海南经济发展，是海洋文化外向性一个范例。
（二）开放性
海洋是一个大系统，这个系统下的某个海区、海岛、海湾、海峡、海岸带等都是它的子系统，不但在这些大小系统内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以维持各自生存、运动和平衡，而且在海洋和大陆之间，也发生同样的过程，舍此海洋文化不能产生，这就决定了海洋文化必定是开放性的。另外，只有依靠这种开放性，海洋文化的结构、功能、景观等才不断得到调整，其文化势能、动能得以消长，产生势位差，形成文化运动，即文化交流，产生文化区域效应，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海洋文化这种开放性，是它优越于大陆文化特质之一。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完全依赖海外资源、技术等发展起来，海洋文化为其立国之本。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或为海岛、或为半岛，同样敞开自己的大门，吸纳四海各种资源，充实、壮大自己，在世界经济版图上赢得一席之地。
（三）冒险性
海洋风波险恶，变幻莫测，历被视为畏途。宋代坡过琼州海峡，“舣舟将济，股栗魂丧”[16]，直到海上交通颇为发达的明代，据正德《琼台志•杂事》说，进入海南的人“稍有识者，当少知避”，琼州海峡仍是一道巨大障碍。近现代航海技术进步，但要超越海洋，仍有许多风险。在这种海洋环境下创造的海洋文化，冒险性是它的一个显著特征。明清时期，海上走私贸易十分兴旺，实际上这些商人集团不少是海盗式的，一方面出于武装自保，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掠夺。史称明嘉靖年间“闽广徽浙，无赖亡命，潜匿倭国者，不下千数，居成里巷，街名大唐，有资本者则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17]。鸦片战争以后，“自外夷通商以来，商船大半歇业，前之受雇于访商者，多以衣食无资，流而为匪”[18]。所以海洋文化中冒险性，就是指海上活动要有冒险心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价值观，以及敢于面对大海、挑战大海的大无畏精神。研究这种冒险性产生地理环境、社会基础、景观特色等，构成海洋文化地理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四）崇商性，或曰重商性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谈到西方海洋文化，实际就是海上贸易，说中国没有海洋文化，没有分享海洋赋予的文明，也就是缺少海上贸易。这种悖论，虽不足取，但也说明，海上贸易确是海洋文化一个最主要的内涵。海上贸易不仅发生在沿海，而且穿过海洋腹地，抵达远方港口，是最富于商业性、冒险性的活动，因而是海洋文化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内容。岭南人自古以来，从物质形态到精神形态都充分表现出对商品的价值取向。广州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外贸中心，唐代有著名“广州通海夷道”，宋代与40多个、元代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明清时形成近乎全民经商狂热。屈大均《广东新语•事语•食语》说广东“无官不贾，且又无贾不官”，“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儒从商者为数众多”，“而官之贾日多，遍于山海之间，或坐或行，近而广（东）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无不有也”。近年改革开放，广东商品经济大放异彩，一方面是“广货”节节北上，另一方面大批岭北人南下，形成“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时代潮流，将各种地域文化带进广东，使广东文化景观非常丰富多彩，即为岭南海洋文化重商性在当代一种折射。
（五）多元性
《易》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海相互沟通或与江河对接，接受多种文化成份，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形成多元文化特质。岭南文化的海洋性，除了缘于南海海洋环境，主要还有假道南海传播而来的海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近世西洋文化等，既相互融合，又和而不同、共生、同存、共荣，形成一种复合型文化，其多元性甲于内地许多地域文化。当然，多元性并不是海洋文化所独有的，许多地域文化都有这种特性，但海洋的宽广无涯、强大亲和力等环境性质，却是大陆难以相比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海洋文化更富有多元性也是不争的事实。香港、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其文化的多元性既是一个背景，也是这种交流的一种结果，都与它们的海洋文化环境息息相关。
（六）包容性（兼容性）
海水有溶解万物的自然属性，且不停地流动、交换。海洋这种作用可以将不同地域、民族文化在海水所到之处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相互容忍、自由地发展，并相互交流、整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状态，这就是海洋文化的包容性。岭南文化发展史上，绝少出现因文化特质差异而发生重大冲突、对抗事件。自明末西风东渐以降从西方传进被北方一些人喻为“奇技淫巧”的科技文化到近年改革开放传进新鲜事物，无不如此。相反，一些大陆文化因缺乏包容性而凸显、强化了它们的排他性，结果由文化冲突导致政治、军事冲突。中东地区近年暴力事件不断，从深层根源来说，与文化的排他性不无关系。实际上，海洋文化这些特质，都是一个整体，相互之间不但可以沟通，而且相互影响。上述外向性与开放性的关系如此，多元性与包容性的关系也一样如此。又海洋文化主要以海上商业贸易为主流，商品生产和流通具有强烈的外向性和扩张性，目的是追逐利润，由此必须要有勇气、有胆识、有谋略去挑战大海，渡过惊涛骇浪，航行到利润所在一切地方，为此，也必然要承担风险，所以海洋文化的冒险性与生俱来。在商业贸易背景下，商品价值观念、交换观念、竞争观念等深入民心，崇商性也就成为海洋民族最为本质的一个文化个性。
五、结语
海洋文化研究篇5
[关键词]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岭南海洋文化；特色资源建设
[中图分类号]G2507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5-6041（2016）06-0023-04
自古以来，广东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发祥地之一，留下许多历史遗迹、民间传说和文献资源，成为古代广东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改革开放以来，岭南传统古丝路海洋文化的价值与意义日益凸显，特别是“一带一路”资源的建设，对挖掘和弘扬岭南海上丝路文明，传承和创新岭南海洋文化，实现“海洋强国”梦，具用重要的意义。
1“一带一路”与创新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的意义
11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具有鲜明代表性
海洋文化，是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是建立在海洋文明基础上的开放性文化。岭南面向南海，连接太平洋，自古以来临海而立、因海而兴。它是中国海岸线最长、海疆最广的省区。据史书记载，海上丝绸之路在西汉时期已发展成番禺、徐闻、合浦等几个港口；唐宋时期，广州有了全国最发达的海洋贸易。郑和七次下西洋都经过岭南，广东已成为南海丝路上的重要港口和世界海洋贸易的“东方中心”。到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从盛到衰的文化大环境中，又因海洋文化的不断催化，岭南文化再一次以兼容并蓄、开放创新的强劲势头，催生了太平天国的爆发点、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北伐战争的据点、改革开放的前沿外引内联的窗口[1]，成为门户焦点“南风窗”，这种文化的力量在日益壮大，这种创新求变的发展原动力以及独具一格的风貌与个性，充分展现了岭南海洋文化的存在价值，推动着社会发展。因此，研究岭南海洋文化，加强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有着特别突出的实践意义。
12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具有历史传承性
海洋文化是人类征服、依赖海洋生活的一种文化方式。X南海洋文化在形式上既有古越族的遗风、汉文化的封建传统，又有资产阶级文化、外来文化，还有独特的华侨文化和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三大民系文化等，并保留着岭南古朴、神秘奇特的色彩。根据《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2年）》所提出：“要加强岭南历史文化研究，实施岭南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推广岭南文化的作用，形成以岭南民俗文化为代表的全国学术研究中心。”[2]比如目前保存在广州市内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遗址，包括千年黄埔古港，秦代造船工场遗址、南海神庙（隋朝）、怀圣寺光塔和蕃坊（唐朝），以及十三时夷馆（明朝）、莲花塔（明朝）、光孝寺、清真先贤古墓、华林寺、沙面西式建筑等文物史迹就有20多处。另外还有让世人瞩目的古代沉船“南海Ⅰ号”“南海Ⅱ号”古文物及古沉船的整体打捞和保护，“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和“广州海事博物馆”等重点工程的建设，都成为“一带一路”文化遗存的缩影。加强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传承前人留下的丰富多彩的海上丝路历史遗迹，并科学利用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将促进岭南海洋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13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具有勇为人先的多元性
改革开放造就了岭南海洋文化的多元性，面向全球化的浪潮，多元性表现出强劲的优势。岭南人民很早就开始向海洋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使自己的“黄土”文化染上湛蓝的海色，大海的波涛造就了岭南人开放兼容、开拓创新的精神和敢于冒险、勇为人先的气派，形成了当代岭南文化的鲜明色彩，渗透着社会主义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品质[3]。例如广州西关商贸文化、黄埔古村海上贸易文化、南海神庙海神文化等，无不打上岭南海洋文化的烙印。因此，要高度重视在物质形态中注入文化内涵、人文气息和艺术要素，促进自然生态景观、历史人文景观和城镇化发展景观的高度融合，展示岭南人在传承海上丝路的历史精神，将岭南人的精神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融合起来，并焕发出独具特色的时代光芒。
14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具有创新开发性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全世界100多个沿海国家都比以往时期更加关注海洋，海洋已成为各个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的海洋经济发展在世界海洋国家中处于中上等水平。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中国目前已成为航运大国、港口大国、造船大国，且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胸怀和气魄向海洋强国迈进。特别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新近颁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2年）》中明确提出，要把珠三角建设成为国际航运中心；2010年国务院将广东列为国家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2014年12月经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一系列举措，都将成为促进广东“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增创岭南海洋文化发展新优势，着力打造广东经济“软实力”[4]，彰显出广东岭南海洋文化在全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2“一带一路”与创新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的内涵构成
中国海洋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缘于海洋创造和传承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社会文化的总和。其基本内涵具有相互关联性[5]。创新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就是以古海上丝路为主轴，贯穿古今。在内容上应涵盖航海历史、区域人文、地理、文化发展、海图、古文物、历史、宗教、移民、古船、古港商埠、建筑、祭海场及与之相关的民俗文化活动和民间艺术、海事记录、口述历史等多个方面。载体上包括了纸张、录音、录像、网上资源等多种类型。范围应涵盖广东海岸线所有地区。研究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21学术研究
211岭南海洋历史文化。包括南越、两汉时期南海丝路初开，到明清时期世界海洋贸易发展的研究资料：航海史中的海事、海洋、救捞史等；港口文化中的港口变迁史及贸易；航标文化中的航标文化及变迁史；航道文化中的航道变迁史及河道统计资料等；航运文化中的航运运输业、航运贸易及物流、航运运输变迁史等。
212岭南海洋考古z迹。包括广东古港考古：广东海防考古；港市考古；船货与海洋经济考古；海洋考古；沉船与航海考古及航海日志手稿等。重点开展“南海Ⅰ号”“南海Ⅱ号”古文物及古沉船的打捞保护和“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广州海事博物馆”以及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大事记的研究。
22专题研究
221宗教文化遗址的研究。包括广州韶关等地的佛教文化遗址、南海神庙及相关遗址、潮汕地区海上丝路及相关遗址、广东海上丝路西南出口雷州半岛及古代合浦相关遗址等研究资料等。
222口岸和南海航线的研究。包括秦汉时期广州口岸与海南至印度洋的航线、唐宋时期广州口岸与“通海夷道”的形成、蒙元时期广州口岸与东西洋航线的新变化、大航海时代广州口岸与海南航线的新拓展等研究资料等。
223黄埔古港和外港的研究。包括黄埔古港兴起的内外因素、一口通商时期黄埔古港贸易、鸦片战争以后黄埔古港贸易的衰落及外国人笔下的黄埔古港等研究资料。
224外国商船和外贸的研究。包括对18世纪广东海上丝路外国商船的历史考察、外国人对18世纪广东公行外贸的历史研究、从18世纪广州外贸看海上丝路的“自由贸易”等研究资料。
225行商体制及其遗址研究。包括广东海上丝路的行商贸易体制、对广州十三行遗址及其相关制度的研究、广州沙面租界遗址及其欧式建筑风格等研究资料。
226外商及其相关活动研究。包括广东海上丝路的外商和吏治、广东外商推动着船舶贸易制度的发展、广东外商的居住地和其他相关活动等研究资料等。
227造船遗址和广船史料研究。包括广东造船业发展历史、广州秦代造船遗址的学术争论、“金华兴”号古帆船背后的广船历史、对“南海一号”古沉船的初步研究，对广东各造船厂资料、造船法式、造船变迁史、船舶建造史、船检船模设计图等。
228岭南海关研究专题。包括广东省各个海关、重点黄埔海关出版物、法规、统计数据报表、年鉴等内部资料等。
229航海家研究专题。包括郑和研究资料专题、中外航海名人专题、名人传记及著述。
2210海图、地图研究专题。包括海图、广东历代海疆地图、广州各个时期及各个区域的海图和地图等。
2211中国海事院校校史研究及“中国海洋文化资源联合数据库”专题。包括中国海事院校校史资料、相关专著及论文、学生优秀论文及设计等研究资料等。通过各海事、航海高校的强强联合，建立中国海洋文化资源数据库，真正实现资源共建共享。
23其他资源整合
231非书载体及多媒体资源专题。包括相关海洋文化的音视频、缩微，机读资料等；模型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及相关虚拟资源。
232口述历史资源专题。重点对口述历史（人物访谈及事件见证及回忆人，老照片等信函物证）资料的收集、整理、出版与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与汇编。
围绕上述内容，创新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是时展的需要，把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进行收集、归类、提炼和整合，形成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体系，这些资源对大力弘扬航海文化，更好地抢救和保存地方优秀文化遗产和建设广州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
3“一带一路”与创新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的建设方略
一个具有特色资源库的建设，必须要有明确的资源特色、文献类型、目标数据量、用户群、数据建设标准及拟采用的软硬件平台等，“一带一路”岭南海洋文化特色资源将遵循“分散搜集、联合共建、统一检索、资源共享”的建设原则，与周边企事业单位联合共建，资源共享，以达成具备“馆藏特色、学科特色、区域特色”的资源建设目标[6]。选择扩展性和兼容性较好的软硬件平台，按《CALIS专题特色数据库信息描述元数据规范》中所规定的书目信息、网络资源信息、图像信息和全文信息等元数据规范处理各类型资源[7]。
31“一带一路”海洋文化资源建设框架构建
“一带一路”海洋文化资源整体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一带一路”自建电子资源、纸质相关文献和网络电子资源。自建电子资源是“一带一路”特色资源建设内容的主体部分，涵盖五种类型数字资源：音频资料、视频资料、多媒体资料、图形图像资料、课件会议资料。所有自建资源的元数据都将基于现有书目系统建设，元数据标准主要依据数字图书馆界普遍采用的都柏林核心元数据集（DC元数据），参考教育部《教育资源建设技术规范》中针对教育资源建设所采用的学习对象元数据（LOM元数据），并给出了DC元数据与LOM元数据的映射关系，可以实现两种元数据格式的数据导入和导出，实现数据交换和资源共享。纸质相关文献将按主题、著者排架展示，设立“一带一路”专题文献展厅。网络电子资源也按照元数据标准进行标引，可检可查，在图书馆门户和特色资源检索页面给出相关链接，如图1所示。
32“一带一路”海洋文化资源检索
“一带一路”海洋文化资源及其他图书馆特色资源，书目资源、光盘资源、电子书刊、开放资源等多种形式的电子资源，都通过图书馆门户平台实现一站式检索，让用户简单理解，简单组词（自然语言），却可以达到最大查全和查准率的要求。在技术要求上，就需要实现特色资源平台与书目系统，书目系统与门户系统、资源平台与门户系统资源三位一体的映射和对接关系。将特色数据建库系统平台与图书馆原有书目集成系统对接，使特色建库元数据标准与MARC字段建立对应映射关系。书目集成系统和特色建库平台都为图书馆门户提供接口，这样就保证了“一带一路”海洋文化书目资源、电子资源和网络链接资源的统一标引和检索发现，如图2所示。
33搭建“一带一路”区域海洋文化数据服务平台
依托于现代信息技术资源和信息门户，围绕“一带一路”海洋文化资源建设项目，积极整合周边单位港口码头、文化单位、海事单位等。整合资源相关的政、产、学、研、信、用的人力资源，形成一个开放统一、共建共享，常建常新，持久发展的“一带一路”区域海洋文化数据和服务支持平台。该平台的积极意义体现在：
331Y源互通。将相关政、产、学、研、信、用的相关文献资源、技术设施资源都积极整合到“一带一路”区域海洋文化数据中，因此他们既是节点用户，同时又是资源的建设者，保障了资源建设的源远流长，实现了资源的共建共享。
332协作交流。在平台中，海洋行业专家、学科专家、资源建设馆员、用户的积极交流，双向互动。这样既可以深入了解到“一带一路”区域海洋文化的纵向数据，又可以及时知晓该主题方向的横向发展信息。保持行业的新鲜感，促进彼此间的沟通和交流，共享及创新。
333促进融合。“一带一路”区域海洋文化数据服务平台具有良好的学科环境适应性。当区域海洋文化环境稳定时，相关平台内成员对数据资源彼此需求彼此依赖，各成员间相互信任、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以保障“一带一路”区域海洋文化数据共建共享的高度融合和持久发展。
34特色资源建库功能模块及建库目标
广东“一带一路”特色文献资源库是顺应相关科研专家学者和用户的需求而产生，将努力实现如下目标：依据其社会发展需求，努力做到特色序列文献的可持续采集，保证用户文献使用的连续性。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科研实践提供特色文献的支持，如行业标准、行业文献查新、产权保护、实践案例，不断丰富特色文献数据，努力建成有影响专题资源库。为了将广东“一带一路”特色资源库建成精品库，数据库应根据CALIS特色库建设的总体要求和文献数据库的建库标准进行建设，使之成为独树一帜的具有一定的地域和历史人文特色资源，最终使之成为广东省乃至全国重要的有影响力的数字资源。
4结语
当今时代，世界各国纷纷把目光聚焦海洋，而大量的史实告诉我们，大国的崛起无不开始于海洋。要始终牢记向海而兴、背海而衰、海上强则国强这些亘古不变的铁律；要义无反顾地走向海洋，经略海洋，以海富国，以海强国，共同构筑海洋强国的“中国梦”；要用“一带一路”的创新发展视野，审视岭南海洋文化研究，推进岭南海洋特色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的规范化、精细化，努力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岭南文化特色品牌。为加快我国第一海洋大省的广东向海洋强省的前进步伐，促进广东文化与经济融合、广东文化强省和海洋强省的建设，使岭南海洋文化丰厚的历史文献资源和珍贵的非物质文物遗产，得以更全面、更广泛、更深层次、更有序地整合，形成全方位开放创新、合作共享新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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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化研究篇6
一、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
学界关于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研究主要围绕海洋经济史概念范畴、历史观和方法论展开。其中，关于海洋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即海洋经济的概念，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国内最早的著述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海洋经济学科产生之初。但是海洋经济史作为一门学术史被纳入到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时间则相对较晚。
（一）海洋经济史研究对象———海洋经济的相关概念范畴界定
归纳研究中关于海洋经济概念表述，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1、经济学意义上的海洋经济范畴。海洋经济概念探索随我国海洋开发实践不断深入，其时代特征明显。由此形成如下各种观点：早期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海洋资源开发论、海洋经济产业论、海洋资源配置论、海洋开发综合论等。海洋经济概念范畴由狭义的海洋资源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逐渐扩展到广义的海洋相关产业、与海洋经济难以分割的海岛陆域产业、海岸带陆域产业、内河经济等多个层次。在海洋经济归属上，相关研究或将其视作陆地经济的扩展和延伸而归为大农业经济一部分，或将其归为与陆域经济相平行的大区域经济。海洋经济体系的相对独立性特征在学界还未完全得到重视。2、史学视角下的海洋经济概念。杨国桢研究发现，早期西方史学研究认为海洋经济即为海洋航运和海洋商业，随着西方历史发展，尤其是十五、十六世纪以海洋为纽带的地理大发现，最终促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后，海洋经济在相当长时期内被史学界等同为殖民掠夺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以海洋为活动舞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1］［2］3、多元学科综合的海洋经济释义。海洋经济的学科交叉特征，以及海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磨合，形成了多学科综合视域下的海洋经济概念。杨国桢将其表述为海洋经济是人类在海岸带、岛屿和海洋（近海和公海）中直接或间接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的经济构成、经济利益、经济形态和经济运作模式”，其特征突出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动态性、起源的多元性、发展模式的非固定性、多层次性，以及与不同经济形态的依附性。［2］
（二）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架构研究
海洋经济史在学理上属于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顺应经济史研究注意非经济因素、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发展趋势，海洋社会经济史”提法在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研究中得到更多学术关注。无论是作为海洋人文历史研究的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还是更大范围的中国海洋史，其根本理论出发点都在于矫正中国史文本中海洋史陆地化”的认知偏差，让原本附属于陆地史的有关研究回归海洋性的本质”，即要树立站在海洋活动群体角度观察思考问题的海洋本位”思维。［3］［4］就其研究任务而言，学者认为，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旨在考察我国沿海区域、海岛和海洋国土及相关的外海海域、海外地区间的中国海洋经济活动，阐述这一经济运动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经济关系、社会组织的具体形态，揭示海洋社会区域经济运动的规律性”。［1］采用科际整合”研究方法，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当作一个子系统，并置于不同时空、内外推拉的海洋经济圈内，对中国海洋发展区域的经济变迁和社会变迁作有机的历史考察”；立足开阔、外向的海洋视野”，兼顾大陆和海洋，跨地区、区域、国家、大洋，以至世界的整体思维”，跳出中国看中国的学术思维”，站在中国经济史立场和世界海洋社会经济史视域，整合各相关专门史研究。［1］［5］郑杰文概述了海洋经济史研究的辅助史料文献支撑，包括海洋古典文献及佚文、海洋方志资料、海关物流文献、海洋科技文献情况。［6］另外，作为海洋经济规制层面的中国海洋经济制度和政策也属于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内容。史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与当代海洋经济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属于海洋管理史的学术框架。关于历史研究中海洋管理”的概念界定，学者认为，应采用管理学中管理的最广义定义，管理的主体不仅是政府与国家，还有民间各种组织、机构，方式，即可以从严厉的控制一直到温和的协调服务；管理内容包括海洋权益管理和海洋经济管理，管理的外延包括海洋、海岛、海岸带和向海洋用力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等社会系统和关系，以及海洋政策、理论、战略、观念心理等人文素质，即海洋经济、社会、人文三个层面”。［7］中国海洋管理史研究最核心问题在于要立足于海洋本位的思维方式，即以海洋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研究的出发点，脱离农业文明的研究框架，以海洋的独立视野研究中国古代的海洋管理，从农业思维中解放出来，从传统农业文化话语的历史文本中发掘古代海洋管理的人文信息”；应采用科际整合的研究方法；其未来的研究取向在于揭示当代中国海洋管理民间、各行业的相对有序发展与政府、国家的海洋综合统一管理的相对无序进行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7］关于中国海洋经济制度更替和政策变迁的研究主要关注以下问题：中国海洋管理体制变迁历程及演变动因；海洋管理与中国社会变迁关系；海洋管理体制变迁过程中民间、行业、国家政府三者在海洋开发利用上的互动与行为均衡等。这些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海洋管理主要是从陆地农业经济角度出发，以行业和部门管理为主，海洋管理中职能交叉，缺乏统一协调现象突出；海洋管理政策调整是中央朝廷与地方海洋社会之间、官方与民间之间几度达成均衡，又在新一轮的不均衡中重新调整的磨合过程，在这一动态历史过程中，既存在服务于海洋经济整体发展的制度与政策，又在不同时期分布着大量部门专项政策。
二、海洋渔业史研究
海洋渔业史的早期著作可追溯至清末沈同芳《中国渔业历史》，该著作虽对明清海洋渔业经济略有研究，但主要内容是大范畴的中国渔业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震东和杨金森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在海洋渔业史的综合研究和长时段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断代中国海洋渔业史中，欧阳宗书的《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对明清时期整个中国海域的海洋渔业做了系统考察。区域海洋渔业史研究的地理单元集中在山东、江苏、福建、香港等东南沿海地区。近年来，伴随着海洋渔业统计数据不断完善，以及经济地理学分析手段发展，区域海洋渔业史研究开始由单纯的史况介绍转向遥感、GIS等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技术辅助下的海洋渔业空间规律揭示。#p#分页标题#e#
（一）中国海洋渔业历史沿革梳理
这方面研究成果既包括中国海洋渔业总体发展概况，也包括不同历史时期海洋渔业细分部门（海洋捕捞、海水养殖等）发展。部分学者对海洋渔业领域其他一些细节问题给予了关注，如韩兴勇和于洋、都樾和王卫平关于张骞发展海洋渔业思想和发展海洋渔业实业行为，对中国海洋渔业近代化进程推动的分析；［8］［9］韩兴勇对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地区渔业社会经济发展史的研究；［10］（P1－220）伍员对解放前浙江海洋渔业金融发展的分时段考察等。［11］
（二）海洋渔政管理与渔业技术研究
海洋渔政管理属于海洋渔业规制范畴，早期海洋渔业专门史著作中一般将其细分为渔业政策、渔业税捐和渔盐政策阐述。新世纪海洋渔业管理更突出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下的管理制度和政策。在管理手段上，由单一政策措施引导扩大到综合性措施制定和探索，包括海洋渔业信息系统、海洋渔业风险管理和渔业保险制度、海洋渔业资源养护激励和共同管理、跨界海洋渔业管理等。海洋渔业技术是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资本要素，这方面研究多见于自然科学领域，如郭仁达《现代海洋渔船》等。
（三）海洋渔民社会与渔业组织研究
海洋渔民是海洋渔业经济的实践主体。海洋渔民社会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如欧阳宗书的《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同时关注渔民生产空间系统（渔场系统）和生活居住空间系统（渔村系统）、静态的渔民在海洋社会中经济行为与动态的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演进，对明清以来中国海洋渔民社会和渔业经济进行综合系统研究。该领域的其他研究还包括：海洋渔业政策对沿海渔村和渔民生活的影响、渔农文化及渔民的海洋文化活动与海洋渔业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等。渔业组织是沿海渔民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组织。渔业组织问题多单独构成海洋渔业历史著作的一个重要专题。新中国成立之前，渔业组织的主要形式有渔帮、渔民会所、渔会、渔业合作社等；新中国成立之后，产生较大影响的是1954年成立的中国渔业协会”。经历了近50年发展，近期相关文献多围绕中国渔业协会发展历程和职能演变、地方渔业协会在区域海洋渔业生产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和功能、渔业协会的制度性缺陷及发展方向等方面剖析。概括而言，以上众多有关中国海洋渔业历史的研究偏重于不同年代史况概述和史料整理，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分析多将海洋渔业经济视为一种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缺乏将海洋渔业视为一个产业的相关分析。该领域研究的一大特点还在于对海洋渔业各部分往往侧重于单一条块研究，对不同部分间的联系及相互影响，及海洋渔业诸多历史事实背后的经济逻辑则较少挖掘。
三、海洋盐业史研究
目前以《中国盐业史》、《中国盐政史》，以及诸多断代盐业、盐政与盐务史研究为代表的盐业史研究，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历史文献。这些研究中渗透着海盐研究内容，但这类史学研究往往关注广义的盐”概念（包括井盐、池盐、岩盐、海盐等），缺乏关于海盐的独立研究。这主要囿于海盐在诸多方面，尤其是管理制度和政策方面，与其他盐种的一致性，难以将这些文献中海盐研究成分独立出来。下面针对海盐研究文献进行梳理。
（一）海盐业考古探索与文献考证
历史上海盐业是中国历代封建经济的重要支柱。历朝历代海盐生产、盐政管理文献浩如烟海，为海盐考古研究提供了丰富物证和史实。因此，考古、文献考证成为海盐史研究的一大特点。海盐业考古覆盖海盐产地、海盐生产技术、海盐管理等方面。其中实物考古关注的年代主要在时代久远的商周时期，集中于鲁北地区。这些实物考古研究在中国海盐业起源年代和发源地地址上基本达成一致，认为其起源年代早于晚商时期；并对《世本》所载夙沙氏煮海为盐”的年代和地址给出了较为可信的结论：中国海盐业起源应是在距今5500—5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中期或略早，制盐地域应在现今山东北部寿光至广饶一带。关于海盐技术的实物考古显示，鲁北地区是我国用淋煎法生产海盐的最早地区，并且早在距今3000年前后就已发展出一套初具规模的技术流程，流程包括摊灰刮卤和煎卤成盐两个环节；在《管子》所载海盐生产资料中，煮海为盐”实际上只是泛指当时山东北部沿海出产海盐，并非仅指用海水煮盐，也包括利用地下卤水（即煮泲水为盐”的泲水”）煎煮成盐，煮海为盐”的煮盐器具应是山东北部沿海商周遗址常见的盔形陶器，煮盐设施是圆形或长方形盐灶。文献考证与考释上，海盐生产的考证内容广泛涵盖古籍和出土文字资料所载词句、古代海洋生产沿革，以及区域海盐业发展，跨越先秦、隋朝、汉朝等多个历史时期。海盐技术考证集中在海盐第一生产阶段的技术考究、区域海盐生产技术比较、海盐生产技术改革的起源时间、唐宋海盐制法、宋代莆人陈应功开创的海盐天日晒制法”等。海盐业制度方面主要是对《管子》所载齐国盐业制度，尤其是齐桓公时期海盐管理制度的考证。
（二）海盐生产与技术变迁研究
海盐生产历史的断代时序研究，多关注海盐产地分布及其变化、海盐生产及影响因素、海盐产量等方面。其主要结论为：（1）唐代海盐产地的格局为南多北少，这一时期中国海盐生产重心已由渤海沿岸开始南移至东海沿岸；（2）北方海盐生产虽较之南方落后，但仍能满足本地需要；（3）海盐生产受气候变化明显。区域海盐生产史研究的地理范围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山东地区、两淮地区，以及福建、宁波、海南等东南沿海区域，研究主题包括盐区围垦、海盐生产和运销等多个环节。从研究朝代看，北方海盐研究时期多集中在先秦商周；两淮地区研究主要在秦汉时期；东南沿海多数研究则推进至明清以及近现代。这基本符合中国海盐生产由北向南的迁移时间趋势。与海盐生产相比，海盐技术研究无论从史料记载还是学术层面的问题关注都略显不足，但不乏一些对海盐技术发展史的长时段系统研究。林树涵通过海盐生产技术沿革史研究，认为中国海盐生产史上存在过三次重大技术革新，分别起始于唐代的广东、江淮，宋代的福建、广东和明代的福建。这三次技术变革分别为：改直接煎煮海水成盐为晒沙土淋滤制卤，再煮卤成盐；改煮卤成盐为晒卤成盐；改晒沙土淋滤制卤为晒海水制卤，再晒卤成盐。［12］纪丽真关于山东海盐生产技术的考察则在某种程度上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佐证，其研究表明，清代山东盐业生产技术在承接明代盐业基础上，已由淋卤晒盐法发展到了工艺成熟的滩晒法阶段。［13］此外，吉成名还对唐代海盐生产技术的材料及其被用于海盐生产问题作了论述。［14］#p#分页标题#e#
（三）海盐制度与政策研究
海盐制度包括海盐管理体制和海盐运销体制，这两方面的制度建设与改革是政府盐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且这两种体制的演变往往与私盐问题密切相关，尤其是盐业运销体制。盐业运销体制不当，将形成不合理盐业运销体制与私盐泛滥相互作用下的恶性循环，这恰恰是推动海盐制度变迁的动力。此外，王日根和吕小琴还专门对清代海盐赈济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海盐行业赈济是对海盐区自然灾害时期盐民的一种间接补偿；经清代规定盐商支盐需纳赈济灶丁银米”，并开辟各种渠道，建预备仓储谷备赈，以及建盐义仓，逐渐走向制度化。［15］渔盐制度在清代不同地区表现为不同形式，这也是与治理渔盐走私问题密切相关的制度之一。现有研究中提及的海盐政策主要包括盐滩管理政策、盐业生产管理与盐业保护政策，但文献研究多为不同时期政策梳理，对这些海盐政策背后蕴含的经济学原理缺乏深刻挖掘。在这一点上，马俊亚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他从清朝和民国两淮地区海盐业集团博弈和利益分配的视角，对张骞盐务改革实践困境进行了经济学解析。［16］总体而言，中国海洋盐业历史研究文献浩繁，集中于海盐史考古、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海盐生产、海盐技术及盐政等方面，且大量涉及地方性研究。这主要源于中国海盐资源和海盐生产材料时间空间分布的不平衡。该领域研究的突出特点在于，绝大多数海盐研究关注中国古代海盐资源开发和海盐发展的各层面问题，现代海盐业研究，则由于习惯被纳入到更大范围的海洋产业和产业结构研究领域，很少进入海盐史专门研究的学术视野。
四、海洋贸易历史发展与政策
（一）断代海洋贸易史综合研究①
近三十年来，有关中国海洋贸易史领域的著作主要是断代史。在国外学者中，日本松浦章著有《清代海外贸易史の研究》，国内研究则围绕不同朝代、跨代海外贸易史和区域海外贸易史展开，朝代海洋贸易史覆盖宋、元、明至清初。国内的代表性著作，如李金明和廖大珂的《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黄纯艳的《宋代海外贸易》、喻常森的《元代海外贸易》、高荣盛的《元代海外贸易研究》、陈高华的《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李金明的《明代海外贸易史》、林仁川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等。区域海外贸易史著作研究的地理单元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如《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等。
（二）海洋贸易制度与政策研究
这方面的综合性研究著作有《中国市舶制度研究》、断代的《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和《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海洋贸易制度研究主要关注中国海洋贸易管理管理制度与机构设置（如市舶司、近现代海关），以及海洋贸易立法和法律制度变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宋和明朝，研究内容多为各朝代海洋贸易立法或法律制度演变的考究。在海洋贸易政策研究中，尤为关注明清时期的海洋贸易政策，集中于对明清海洋贸易政策及对海洋与沿海经济兴衰的影响、明清海禁”政策定性、关于海禁政策是闭关”还是非闭关”的争论、关于明清海禁政策与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关系的争论等问题的探讨。综合这些研究成果，可归纳得到该时期海洋贸易政策的总体特征，即受陆权思想、陆地威胁影响，海禁成为了明清海洋管理政策的基调，但该时期海洋贸易政策兼具外向性和内收性的双重特征。另外，与海外贸易相关议题研究还包括中国海外贸易网络研究、海外贸易思想研究、中国海运史研究，以及海商问题专题研究等。总体而言，国内外有关中国海洋贸易史研究跨越多个历史时期、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的贸易品种和贸易对象。就研究朝代看，绝大多数文献集中于唐代以后。唐宋早期研究主要是沿海贸易，以及建立在海上丝绸之路基础上的对外贸易，此后朝代的研究则以海外贸易为主流。总体来看，这是与中国海洋贸易发展的历史相吻合的。海外贸易在中国海洋贸易发展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而中国海外贸易被纳入到国家管理轨道的起始点正是唐代市舶司的设立。中国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拓展以及贸易多元化时期主要是宋元和明清以来的时期，尤其是地理大发现以后，世界范围内的经贸联系的加强，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
五、中国历史上的海洋开发与沿海社会经济变迁研究
在历史文本中，海洋开发史多被纳入海疆史研究视野，但海疆史研究主题多包含海洋权益和地缘政治成分，更强调海防、军事等非经济要素。海洋经济史范畴上的海洋开发则关注经济层面的研究成果。另外，海疆的地理范畴由古代海岸带（包括沿海的陆地、滩涂、港湾、岛屿）到现代涵盖海岸线、海岛、海域的管辖海域”的扩展，也决定了完整地理意义上的海洋开发，应同时包括沿海海岸带开发和海洋产业开发。本部分主要梳理古代海疆开发意义上的中国沿海海洋开发史文献成果。
（一）中国沿海海洋开发史研究
中国沿海海洋开发史研究多循时间和空间两条线索。时间上着眼于中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总体状况及政策的历时性梳理；空间上针对海洋开发的地域差异，又分离出诸多沿海区域的专门研究；关于区域海洋开发的历史研究则在这两者研究综合基础上完成。中国海洋开发的时序研究，上自先秦两周时期，经秦汉、明清，一直关注至今。在研究范围上，既包含综合性的海洋资源利用和海洋国土开发，又强调海洋资源开发的环境生态因素，不乏专门针对海岛、荡地等海洋生态资源和陆海交汇地带的系统考察。各学者研究成果的综合，展现了中国海洋开发无论广度还是深度上均渐次递增的轨迹：（1）两周时期人们对海洋资源的认识利用，主要限于海洋渔业、海水制盐业、海产品的加工和利用。这一时期，海洋渔业捕捞处在起步阶段；海洋盐业资源被纳入到了国家专职管理的轨道；海产品加工的用途由单纯的食用扩展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其他实用层面。（2）秦汉时代，海洋采集捕捞业和珍珠捕捞发达；以盐官为依托、遍布全国的海盐生产和食盐供给体系形成；船舶制造业的规模化和航海航路开辟，推动了中国进入大规模海疆开发的时期。（3）明朝郑和下西洋推动了海军参与海洋经济开发。（4）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国家海洋开发政策的与时俱进，海洋开发逐渐由传统的资源开发向海洋强国战略和海洋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海洋开发和海洋产业发展转变。海洋生态资源开发研究主要围绕海岛和荡地展开。前者集中于明清海岛开发由传统单一模式，向以农业、渔业、海上走私贸易为主、多样并举开发模式转变的探讨，以及明清海岛开发形式的差异性分析；荡地研究主要关注明代荡地土地资源与海洋资源双向开发的综合效益、荡地开发在中国海洋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现代中国海涂围垦的历史沿革和开发方式等问题。区域海洋开发史研究强调中国海洋开发历史进程中因时代、地域差异的特殊性。该类研究围绕地区特定的区位特征和特有的海洋类要素禀赋展开。研究区域集中在环渤海和东南沿海地区，研究内容主要是特定时期区域不同层面海洋资源和海岛开发、沿海区域海洋资源和海洋国土开发历史进程的梳理。相关研究表明，明清时期海洋开发在历史上具有一定转折意义，尤其是福建地区，由过去仅为谋生而进行的经济开发，逐渐转变为以牟利为目的的经济开发，这种开发在凸显其商业化色彩的同时，也显示出了因经济开发活动中的短期行为和嗜利倾向，导致自然生态环境失衡，引发或加剧自然灾害的弊端。此外，另一些学者还专门对历史上沿海区域经济开发中生态环境因素，以及江苏古今沿海滩涂的垦殖历史等给予了专门关注和梳理。#p#分页标题#e#
（二）沿海区域海洋社会经济及海洋观变迁
这方面研究既包括实践层面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也包含根植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意识领域的海洋观嬗变。
1、沿海区域海洋社会经济发展与变迁研究。相关研究在地理维度上覆盖中国北部的渤黄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以及更大范围的南中国海区域。其中以东南沿海研究为最多，包括：（1）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路向演进及海洋经济发展模式演迁：东南沿海由内陆向海陆发展路向的转折始于唐代甚至更早，到南宋时期初步成形；明清时期伶仃洋区域海洋社会经济的变迁，展示了中国近代意义的海洋文明与传统时期的内陆文明，在伶仃洋区域相互斗争、交融过程。（2）福建、深圳和作为广西开放区历史渊源的桂东南沿海等更小地理单元海洋发展模式的形成探索。（3）中国海港城市及腹地、海湾、海岛历史变迁进程的考察：海港区和湾区的发展在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际力量的磨合中经历了由传统走向现代、由陆地走向海洋的社会经济转型。中国北部海洋区域经济研究见于杨强的《北洋之利———古代渤黄海区域的海洋经济》。该著作旨在矫正中国海洋史研究中重南方、轻北方的研究偏好，致力于从人地相关系统视角，提出以环渤海为中心的古代北方海洋经济史的研究构想。关于更大区域范围的南中国海区域经济史研究，则主要强调海洋考古学对该领域研究的学术价值。
2、海洋要素对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及两者互动研究。这里所指的海洋要素涉及三个层次内容：（1）综合性的海洋经济活动，包括海洋开发、沿海与海外贸易、海洋运输；（2）海关、海防、海疆等经济管理制度与政策等；（3）海洋文化和海洋意识。海洋经济与沿海区域社会经济联动发展研究中，主要集中于海洋经济对广东区域经济历史影响、不同历史时期海洋经济对山东沿海地区向现代化转变过程影响的论述。单项海洋要素研究主要是各要素对沿海区域社会经济的单项或双向、积极或消极影响。所论及的沿海区域社会经济既有关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或经济结构变迁的综合研究，也有专门针对区域农业经济、商业经济，以及经济观念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单项研究。鉴于海洋经济发展与区域海洋文化的附着，以及两者间共生共荣的融合关系，另外一些学者还对如下问题有所研究：（1）海洋信仰与区域经济发展；（2）海洋区域经济发展与民俗嬗变的互动；（3）中国历史时期海洋灾害与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4）国家和社会在应对海洋灾害时扮演的不同角色；（5）海洋史学视野下的海洋灾害史等。关于沿海民众海洋意识与海洋观的研究，学者主要就中国海洋人文社会大系统中海洋观演变历程；新中国成立后广西人所体现出的由近海不识海”到扬帆向海”再到全方位开发海洋”的海洋行为，以及由冷却”到复苏”再到升华”的海洋意识嬗变；明代闽南乡绅积极参与海上贸易活动的海洋意识等问题进行研究。
（三）海洋移民问题研究
海洋移民是海洋经济活动的重要方面。杨国桢认为，海洋移民史研究包括在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范畴内。关于海外移民的界定，他们指出，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意义上的海外移民活动，不同于华人社会经济史”华侨社会经济史”，但是这些概念间往往难以鉴别，在讨论晚清海外移民时，海外移民与华侨经常可以替代使用。海洋移民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以杨国桢等的《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为代表。其从中国沿海社会变迁与海外移民史交互影响的双重视野出发，致力于对明清海外移民动因，海外移民社会特征及反馈等问题的系统研究。其他研究还包括台湾早期海洋移民研究、明清国内的海洋移民、明清海外贸易和南洋开发与海洋移民的互动、海外移民与海洋文化的关系研究、海洋移民政策研究、海洋移民的比较研究等。
综合以上研究，虽然在沿海海洋开发问题上积累了诸多成果，但在多数研究中海洋作为第一研究本体的特征不明显，尤其是区域研究层面，多将海洋开发等同于沿海地区的区域开发。而在沿海地区海洋开发与陆地开发的分异、沿海海洋经济活动与陆域社会经济间交融过程、当前中国沿海海洋经济区外向型经济的历史源流分析等问题研究上，则相对薄弱。事实上，也正是由于沿海地区海陆交界的地理特征以及荡地同时兼具海、陆和生态的三重属性，而中国的史学研究中又未有海岸带这一概念，决定了以往对这些区域海洋经济规律的历史研究，难以将海洋经济与沿海经济、沿海海洋开发与沿海区域开发明确区分，因此难以避免海洋经济史研究中海洋陆地化”倾向。系统研究中国沿海海洋开发与区域海洋经济结构变迁历史，还需建立在对不同海洋区域，尤其是陆海交汇地海洋开发综合效益的量化评估基础上。
六、现代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
在现代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的专门著作中，拙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经济史》主要从新中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变、海洋经济政策、海洋产业、海洋经济中技术演变，以及海洋经济理论研究及方法论五个方面，对现代中国海洋经济历史发展进行断代研究。［17］（P1－483）其他相关研究情况详述如下：
（一）中国海洋经济理论演进与思想梳理
该领域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现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二三十年，这与中国海洋经济理论研究，多是在1978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提出建立海洋经济”学科和专门，研究机构后发展起来的现实是相符的。研究内容包括中国海洋经济研究脉络的文献梳理、中国海洋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总结、中国古代海洋发展战略思想、中国海洋经济思想嬗变等。
（二）海洋空间经济与产业演化研究
现代中国海洋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研究主要在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围绕中国海洋地域空间结构和产业空间集聚态势的演变展开；海洋产业演化研究内容则包括海洋三次产业结构演进，以及主要海洋产业独特的演化轨迹等。
（三）可持续发展视角下海洋产业演进规律
在海洋渔业研究中，重点关注海洋渔业资源核算、渔业资源保护、海洋渔业经济发展评价等问题。学者关于海洋渔业资源核算的研究包括最大持续渔获量估算、海水产品增养殖、海洋渔业生产潜力和效益测度、海水产品成本核算、海洋水产品捕捞回归分析等。海洋渔业资源保护研究主要包括海洋渔业资源衰退情况分析及经济学解释、中国海洋捕捞作业方式变化和海洋渔业生产的资源经济学分析等。海洋渔业经济评价则多强调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应地，其研究主要采用生态学方法，如生态足迹和人文发展指数、逻辑斯蒂增长模型等。另外，在海洋渔业转型问题上，由于海洋渔业转型是伴随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专属经济区制度建立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就学术界现有成果看，多集中于理论层面海洋渔业转型具体问题探讨，如国外转型经验推介、转型运作机制及评估体系建立、推进区域海洋渔业转型和渔民转产的政策等，对具体转型实践现实的描述和评价较少论及。在海盐业方面，当代海盐经济研究多强调海盐产业布局优化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海盐区产业结构调整等产业经济领域主题。与中国古代和近代海洋经济历史研究主题相比，现代海洋经济的这些特殊议题研究，一方面源于现代海洋经济领域诸多概念范畴的变化，这为学界依据不同海洋经济的概念范畴，形成不同的观点和思想提供了条件；另外，现代中国海洋经济核算体系和统计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对诸如海洋产业结构变迁、区域海洋经济的空间布局等方法的定量分析有了数据支撑。#p#分页标题#e#
七、研究评价与展望
纵观近三十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有关中国海洋经济历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多数著述为中国海洋专门史、海洋行业史、区域海洋地方史和各朝代海洋断代史。这些史料和学术研究成果对中国海洋经济变迁全历程的整体梳理颇具参考价值。但需看到，在贯通中国海洋经济历史发展全周期的综合系统研究领域，无论在研究视角、研究路线、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还有待深入。兹述如下：
第一，研究视角上，对中国海洋经济历史源流、孕育和发展历程的解读，多从中国陆地经济主导的区域经济系统着眼，或将海洋经济视为沿海所特有的一种经济形态，或将其割裂为沿海经济系统中陆地经济向外用力”的一种地理范围的延伸，海洋经济研究过程中的陆上痕迹”颇多。由于史学研究对考古、古籍文本考证考释等技术的依赖，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史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集中在史学界。这种单一史学视野下的经济史往往囿于注解式”研究———基于古籍史料的历史信息的整理，而对这一漫长历史进程的诸多问题缺乏一种经济学意识的观照。另外，站在中国看中国”也是从事中国海洋经济问题研究的学者所普遍存在的视野局限，对数千年中国海洋经济的理论探索，长期停留在系统闭合式思维的狭隘层面，缺乏一种全球化视野。
第二，研究路线上，现有海洋经济史研究侧重于单体研究和以朝代形态为界点的时段研究。虽然无法排除海洋经济系统本身即为部门和区域组合的观点，但这种部门或区域孤立式研究思路，难以刻画经济部门间融通，容易造成海洋经济史研究的专业条块分割”局面。多断点的朝代研究，因无法充分兼顾大历史时期内经济的连续性，也无法对中国数千年的海洋经济史源流进行长周期研究。
第三，研究内容上，以往的海洋经济史研究多零散地分布于沿海社会人文的史学考究中，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缺乏一种经济学关怀。即便是单纯的历史学研究，海洋经济领域诸多文献的零散分布也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史料本身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第四，研究范围上，多集中在中国海洋经济实践时序发展脉络的梳理，中国海洋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显匮乏。海洋经济史研究中重古略今”和重南轻北”的研究倾向依然未得到合理矫正。另外，中国海洋经济史诸多措词表达上也有待深究和统一，如中国海洋经济，尤其是古代海洋经济研究，自海洋经济活动出现伊始，有关称谓的表述就被冠之以产业”（海洋渔业、海盐业等）称呼，其实这些活动远未成熟为一种产业。在诸如这些问题上，还需克服学术盲目的痼疾，真正立足于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范畴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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